在当今社会，人类正在进入一个物质和精神生产的“丰裕时代”。

在个人娱乐意识和需求的觉醒与释放、媒介技术的发展、全球化背景媒介产业的兴起和扩张等多方合力作用下，娱乐彻底改变了被“忽略”的状态，甚至开始泛化。

对快感的生产、对娱乐性的重视已经成为大众文化生产者生产文化产品的一条主线，泛娱乐化现象蔚然成风。

“一切公众话语都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

波兹曼在《娱乐致死》的前言中这样写道：“正如赫哥黎《重返美丽新世界》里提到的，那些随时准备反抗独裁的自由意志论者和唯理论者‘完全忽视了人们对于娱乐的无尽欲望’。”

大众文化构建的景观世界中充满了快感的影像，足以满足人们日益提高的对快感的需求，并无意识地服从了景观的控制。

人们无需反抗独裁，因为他们已经在对快感的体验中感受到了自身主体性的“实现”。

泛娱乐化主要是指电视媒体制作、播出的格调不高的娱乐类、选秀类节目过多，人为制造笑料、噱头，“恶搞”、“戏说”过于泛滥，连本应相对严肃的新闻、社教类节目也掺进“娱乐”元素，甚至用打情骂俏、大谈三俗、卖弄色相的情节和画面来取悦观众。

语言与后期技术对娱乐泛化做出了主要贡献。《快乐大本营》主持人搞笑的主要方式就是说方言俚语和俏皮话、做夸张的表情、有意无意的马失前蹄以及前仰后合的大笑，再配合后期技术对笑点的强调与制造，大部分大众文化的笑料由此产生。

这些笑料完全由夸张的口音和动作，或是后期技术的重制来完成，没有任何意义存在，只为制造快感符号与影像，为受众提供直接的感官刺激。

从整体来看，在充满快感符号和影像的文化产品之中，“意义”只是作为一种“装修形式”被安放在大众文化文本中，重要的是产品带来的快感。

快适伦理下的产品生产、文化伪装，都将导致大众文化内涵对现实和历史的疏远和忽视。

这必然使“文化精品”沦落为一个又一个花瓶一样的“文化碎品”，充斥着生活的碎片化影像。

当这样的异化产生时，大众文化就可能会逐渐滑入庸俗化、低俗化的深渊。

大众文化的泛娱乐化是在“以高度的‘亮光感’向大众提供了无景深的游戏场景，消除了时间感、历史感和真实性的存在意识，刺激观众紧张的情绪，侵蚀受众的心灵。”

在泛娱乐化的大众文化中，传统的教育意义、文化认知与审美品位都受到了压抑，感官欲望、游戏功能以及虚拟体验被大加赞赏。

异化的大众文化不在乎人的主体性是否得到舒展、审美体验是否健康发展；它只在乎通过对受众的控制，自己能获得多少经济利益，又要如何增强受众对自己产品的忠诚度，以期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

大众文化的泛娱乐化会破坏大众文化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转而聚焦于浅表的感官刺激与虚幻的游戏体验；同时也会带来社会智力的下降与“犬儒主义”式生活方式盛行。

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收到“犬儒主义”的入侵，主流价值观受到泛娱乐化的冲撞有背离健康发展轨道的趋势。

受众对大众文化的消费过程实际上也是内化其中的影像与符号的过程，异化的大众文化为受众提供了过多无意义的快感影像，使受众心态不免出现得过且过、追求快适的倾向。

在消费大众文化的过程中，受众少有进行理性思考的机会，反而呵呵傻笑的机会不少。

由主持人夸张的动作和对其他人的嘲笑引发的快感能在受众心中留下什么痕迹呢？由台上人表演出的成功或失败而发出的笑声又有什么意义呢？这些只是一种生理的反射罢了，大脑和思考从来就不存在于受众对快感的摄取过程中，不需要动脑是多么令人轻松愉快的一件事！

以“舒缓压力、为自己的生活做主”为包装的大众文化实际上是在培养受众少思考、多享乐、多消费。

娱乐泛化是符合大众文化生产商的利益和期待的，他们理想中的受众是“沉默的大多数”。无形中，人们觉得，只要是崇高的，就是假的；只有那些幻觉的，才是真的；或者直接说，只有快乐的，才是我们要的”，这就是傻乐时代的生存逻辑。

人们之所以沉溺于感官快感的体验是因为他们不愿意费力地思考，或是不愿意，也根本难以发掘和正视自己的精神空虚。

在异化的大众文化的培养下，人们愈发倾向于过一种单向度的，得过且过的“犬儒主义”式生活，景观世界中的一切足以为受众提供那种自我安慰、自我欺骗的替代性满足。

泛娱乐化的时代实际上也就是景观的控制扩展到全社会的时代，也是越来越多的受众成为“沉默的大多数”的时代。

这个“沉默”是指受众满足于在虚拟世界中体验主体性实现，而在现实行为中表现出对景观控制的服从，主流价值观在这种沉默中出现消解的迹象——难以被异化的大众文化接纳，就难以被受众内化。

后情感主义也算是景观社会中的一个特产。在现代工具理性原则的统治下，人们的个性难以舒展，个人对情绪的敏感性逐渐钝化，生活开始变得单调而平庸，人们迫切地需要一个释放情绪的渠道。

在这样的背景下，“人的情感很容易被大众媒介产业及相应的社会情境所操控，变异为传统情感的替代品或虚拟品，我们将其称为‘后情感’。”

美国社会学家斯捷潘·梅斯特罗维奇在其著作《后情感社会》中首次提出了“后情感”这一词汇。

在他看来，“当代西方社会学正在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其中合成的和拟想的情感成为被自我、他者和作为整体的文化产业普遍地操作的基础。”

在虚拟的景观世界中，后情感的存在并不值得惊讶，这是一种替代性的或是虚拟的情感，以机体快慰来代替精神愉悦。

它是被生产出来的，是一种被夸大了的情感，景观可以通过影像来刺激受众产生这种快感，而不用费力去唤醒他们本真的愉悦。

这是异化了的大众文化对受众情感和思维的劫持。这种“情感”已经脱离了人自发的真实的情感，被现代文化工业操纵成为一种“柔和的、机械性的、大量生产的然而又是压抑性的快适伦理”，这种崇尚快乐、舒适的伦理观念更加关注日常生活是否轻松愉快，无所谓是不是真的，只要能得到快感就可以。

在对快感的追求下，受众对本真情绪的体验依然在不断钝化，发自内心的情感逐渐让位于生产商们制造出来的快感，更加便于制造虚假、夸大的受众需求。

崇尚快乐的《快乐大本营》显然是“后情感”产生的媒介之一，不管是节目设置还是演播模式，都体现了节目整体轻松的气氛，无需受众进行过多思考，只要观看，只管体验。

在节目中，观众的笑与泪都被节目所操纵，最终体验到了被放大的快乐情感。这种快乐的情感不是发自内心的，而是通过“从众”得来的，是受到节目的视觉效果、话语使用和在场人物展示出的情感推动控制的。

闪烁的灯光，炫目的舞台带来一幅幅快速移动的视觉碎片，台上人物之间的话语也大多集中于互相调侃与揭丑，沉重的教化意义被挤压得近乎于无。

主持人与嘉宾简单的调侃、后期制作中特意放大的表情，甚至是一个起跳的动作都可以引发一阵笑声。

这种笑声不一定是观众实时发出的，更可能是节目事先录好，后期插入用来带动屏幕前的受众的情绪的。

主持工作可以先放下，主持人带着大家笑一会儿；明星嘉宾会放下形象管理，在游戏中大声尖叫、互相撕打，或是用口水喷灭蜡烛；作为“自己人”的现场观众的“笑声”更是让屏幕前的受众充分沉浸到快乐的氛围中，对于“快乐”的感受在这种情境中不断放大。

除了笑以外，“哭”也成为了获得快感的道具。《快乐大本营》节目组善于打温情牌，如在玩猜盒子游戏时，何炅放在盒子中的礼物是“快乐家族”的全套面人摆件，打开盒子的李维嘉和谢娜感动得说不出话，台下观众也受到感染，哭了起来。

但无论是纯粹的快乐还是感动带来的快乐，都只是一种短暂的体验，非本真的“后情感”不能走入心中成为真正的愉悦沉淀下来。

“集体无意识”的文化狂欢过后，受众的体力耗费殆尽，情感完全透支，只剩下一个无思想的驱壳。

这些受众在节目结束后，在脱离这种生产快感的景观世界后感到疲惫空虚，才会更加期待下一次节目将带给自己的快乐体验。

人们被这种短暂的情感刺激困在“囚笼”里，被绑架了理性思考的能力，需求不断被满足的快感使欲望扩大，情感的本真逐渐被消解，转化成一种可操纵的生产过程。

异化的大众文化中，景观不断涌现，人们对景观需求随之增多，那么，人们对自己的真正所求就思考的越少，伪欲望占据了真实欲望的心灵空间，人的行为被操控，人的欲望被异化，人的生存被剥削了，这些被放大的“后情感”反而可以超越“真实”被人们所追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