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德勒”，马修·派瑞。

这个可悲的上瘾者在54岁的年纪早逝。他在短暂的一生中经历了种种高光的、痛苦的时刻，被抛弃过，被冷漠过，被欺负过，被围观过，被追捧过，被诅咒过，他是“无陪儿童”，他是网球少年，他是“钱德勒”，他是多种病症的患者。他的早逝让所有知道“钱德勒”和马修·派瑞的人都叹息不止。

成年后，马修·派瑞的大部分时间都在这样或那样的医疗机构度过，为了活下去，他把自己熬成了一个职业病人。去世前，他不止一次在治疗过程中呼吸骤停，昏过去，或者换个词——痛死过去——有一次还断了肋骨。他为酒精和药物上瘾付出了超出他本人能承受的代价，他折磨着身边的人，也被命运戏弄着、折磨着，失去爱人，失去感知生活的能力，最终也失去了他那条满目疮痍的身体。在他出演《老友记》（Friends）并成为炙手可热的大演员后，关于他上瘾、童年遭遇、恋情八卦的消息便没有消停过，他也因为他那没有节制的欲望承受了来自各方的否定。

《老友记》（Friends）第六季（1999）剧照。

52岁这一年，他写了一本书叫《老友、爱人和大麻烦》（Friends, Lovers, and the Big Terrible Thing），他还曾想过取名“无陪儿童”（Unaccompanied Minor）。他一直在为所有痛苦寻找某个最初的理由，可能是一个人，也可能是一个事件。在出生后的第二个月就因为哭闹而服用了苯巴比妥，药一下去，他就昏睡过去，“消停了”。养育他的单身妈妈也才能安静地待一会。5岁时，他被送上飞机，飞向远方去寻找另一个亲人，成为“无陪儿童”。

一个人能否，以及在何种程度上能把他此生的处境追溯至童年？这恐怕是不确定的。马修·派瑞比较令人信服的是，他完整地讲述了童年、少年和成年各个阶段，把一切有关“何时如此”“为何如此”的经历都勾连了起来。如今，《老友、爱人和大麻烦》中译本也出版了。我们摘编其部分内容，与知道“钱德勒”其人其名的书友分享。

以下内容经出版方授权节选自《老友、爱人和大麻烦》，内容为马修·派瑞接受治疗、早年经历，以及他最美好的一天：他愿意每天起来都是同一天。摘编有删减，标题为摘编者所起，注释见原书。

“给所有受苦的人，你知道我在说你。”这是他写在扉页的话。

原文作者 | [加]马修·派瑞

《老友、爱人和大麻烦》，[加] 马修·派瑞著，陈磊译，译林出版社，2024年1月。

我还活着

没有人相信，糟糕透顶的事情会发生在自己身上。直至厄运真的降临。没有人能在发生肠穿孔、感染吸入性肺炎、上了ECMO（一种人工心肺机）后幸存。直至有人真的活了下来。

那就是我。

我写这段话时正坐在一栋租来的能俯瞰太平洋的房子里。（我自己的房子也在这条街上，正在翻修——他们说要花六个月时间，所以我估计大概需要一年。）一对红尾鹰在下方的峡谷中盘旋，宝马山花园住宅区就是沿着这条峡谷向下延展至水边。这是洛杉矶一个绚丽的春日。这天上午我一直在忙着往墙上挂画（或者确切来说，是请人挂——我不是那么方便）。过去这几年，我爱上了艺术，如果你看得够仔细，会发现一两幅班克西的作品。我也在忙着写一部电影剧本的第二稿。玻璃杯里有刚倒的健怡可乐，口袋里有一整包万宝路。有的时候，有这两样东西就已足够。

是有的时候。

我不断回想这个无法逃避的奇异现实：我还活着。

马修·派瑞和他的妹妹。他在自传的配图下方说“敬请诸君留意：如果我留着山羊胡，说明我在服用维柯丁或者其他阿片类药物”。（图片为《老友、爱人和大麻烦》配图）

考虑到我所面对的不利条件，这四个字的神奇程度超乎你的想象；于我而言，它们具有一种反常而耀眼的质地，像是从一颗遥远星球上带回的岩石。没有人敢十分确信。如果你死了，人们会感到震惊，但没有人会觉得意外，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实在是非常奇怪。

这四个字——我还活着——首先让我感觉到的，是一种深刻的感激之情。如果你曾有过像我那样靠近天堂的经验，你其实没有选择或不选择感恩的机会：它实际上就坐在你客厅的桌子上，像一本供咖啡桌摆放的大书——你几乎不会注意到，但它就在那里。然而，潜伏在那种感激之中，深埋在健怡可乐淡淡茴芹和隐隐甘草的气息里，如每支烟的每一口那般充满我肺叶的，是一种挥之不去的痛苦。

我忍不住要问自己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为什么？我为什么还活着？关于答案，我有一点眉目，但它尚未成形。它离帮助他人不远，我知道这一点，但不知道具体该如何回答。我所能做的最大善事，无疑是如果有酗酒的同类找到我，问我能否帮他们戒酒，我会说可以，然后切实跟进，采取行动。我能帮助绝望之人获得清醒。我想，“我为什么还活着”这个问题的答案就隐藏在这件事之中的某处。毕竟，我发现这是唯一能让我真正获得满足的事情。不可否认的是，上帝就存在于这件事之中。

但是，你知道，当我感觉自己不够好的时候，我无法对“为什么”这个问题做出肯定答复。不曾拥有的事物，你是无法放弃的。而且绝大多数时候，我总会被困在这些缠人的思绪中：我不够好，我无关紧要，我太过渴求关注。这些思绪让我感到不适。我需要爱，但我不相信爱。

《老友记》（Friends）第一季拍摄现场剧照。

如果我把我的职业，把钱德勒这个角色抛到一边，向你展示我的真实面目，你可能会注意到我，但更糟的是，你可能会注意到我，然后离开我。而我接受不了。我承受不了那种结局。再也无法承受。那会将我变成一粒尘埃，使我湮灭。

所以，我会先离开你。

“无陪儿童”

我五十二岁了。失眠不再是那么可爱的一件事。

我住过的每一座房子，窗外的风景都很好。那对我是最重要的一个因素。

五岁时，我被送上飞机，从我和妈妈居住的加拿大蒙特利尔前往加利福尼亚的洛杉矶，去看望我的爸爸。我当时就是所谓的“无陪儿童”。那时人们经常送孩子独自乘坐飞机——人们会让那个年纪的孩子独自飞行。那样不对，但人们还是做了。或许有那么一毫秒的工夫，我以为这将是一次激动人心的探险，但接着我就意识到，我太小了，没有能力一个人乘飞机，这件事太可怕（也太荒谬）。你们倒是派一个人来带我啊！我才五岁。大家都疯了吗？

童年马修·派瑞。（图片为《老友、爱人和大麻烦》配图）

那个选择害我在心理治疗上花掉的数十万美元？请问我能把钱拿回来吗？

当你作为一个无陪儿童独自乘坐飞机时，你的确能获得各种福利，比如你的脖子上会挂一个写着“无陪儿童”字样的小牌子，还可享受提前登机权、儿童专用休息室、多到数不清的零食、专人护送登机……这或许本应该是一种很棒的体验（后来，我成名以后，在许多机场也享受过所有这些以及更多特殊待遇，但每一次都让我想起第一次乘飞机的经历，因此我憎恨这些待遇）。空乘人员本该照看我的，但他们忙着在经济舱供应香槟酒（在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的20世纪70年代，他们的确是那么做的）。就在我独自乘坐飞机前不久，两杯酒的上限也被取消了，因此那次飞行感觉就像是在索多玛和蛾摩拉待了六个小时。到处都是酒臭味，坐在我旁边的家伙一定喝了十杯古典鸡尾酒。我无法想象，为什么会有成年人想要一杯又一杯地喝同一种酒……唉，我太天真了。

胆量够大时，我会按下小小的服务按钮，不过这种时候并不多。空乘人员身穿20世纪70年代风格的热辣靴子和短裤，走过来揉揉我的头发，然后继续忙自己的事。

我他妈的吓坏了。我试图阅读我的《亮点》杂志，但每次只要飞机在空中发生颠簸，我就知道我即将死去。没有人告诉我这是正常的，没人能给我一个安慰的眼神。我的双脚甚至够不到地板。我太害怕了，都不敢调低座椅靠背打个盹，于是只能保持清醒，等待下一次颠簸的到来，一遍又一遍地担心，从三万五千英尺的高空掉下去该是怎样的感觉。

我没有掉下去，至少不是字面意义上的掉下去。最终，飞机开始下降，落入加利福尼亚美丽的夜晚。我能看见灯光闪烁，街道向四面八方展开，像一块闪闪发光的巨大魔毯，上面有一条又一条宽宽的暗影（我现在知道了，那是山丘），我将小脸贴在机舱窗户上，城市搏动着向我迎来。我无比清晰地记得，我当时以为那些灯光和所有那些美景，意味着我即将拥有一位家长了。

2002年，马修·派瑞获得艾美奖喜剧类最佳男主角提名，他带了妈妈一起去。（图片为《老友、爱人和大麻烦》配图）

那趟飞行旅程中没有家长陪伴，是导致我一生都困于一种被抛弃感的诸多原因之一……如果我足够好，那他们就不会丢下我一个人无人陪伴，对吗？一切不都应该按照这种逻辑运转吗？其他的孩子就有父母陪伴。我却只有一个小牌子和一本杂志。

那个小家伙为什么独自乘坐飞机？真要命，或许该有个人飞到加拿大去接他？我经常疑惑这个问题，但从没敢问出口。

我并不喜欢针锋相对。我有很多问题想问。只是都没有大声说出口。

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发现自己不断地陷入困境，于是试图找个可以怪罪的对象，任何事、任何人都行。

我的人生有很长时间都是在医院里度过的。住院会让我们之中最优秀的人也开始自我怜悯，而我在自怜方面付出了巨大的努力。每次躺在病床上，我都会发现自己在回溯过往的人生，将每一个时刻翻来覆去地检视，仿佛它们是考古挖掘中令人困惑的新发现，而我试图找到某个原因来解释我的人生为何有如此之多的时间都陷于不安和痛苦的情绪中。我一直都明白真正的痛苦源于何处。

回应我的是一粒药

我出生于1969年8月19日，一个周二，是前奇缘乐队成员约翰·本内特·派瑞与前加拿大大学雪后小姐苏珊·玛丽·朗福德的儿子。我出生的那天晚上赶上一场巨大的暴风雨（当然要有）；等待我露面的过程中，所有人玩起了大富翁游戏（当然要玩）。我来到这颗星球的那天，是在人类登月的大约一个月后，伍德斯托克音乐节结束的第二天——因此，在宇宙完美天体与雅斯格农场所有烂摊子之间的某个地方，我拥有了生命，打断了某人到好莱坞滨海大道建酒店的机会。

在妈妈怀中的马修·派瑞。（图片为《老友、爱人和大麻烦》配图）

我号哭着来到人世，哭得停不下来。哭了好几周。我是个害了腹绞痛的孩子——我的胃从一开始就有问题。父母被我停不下来的哭声逼疯了。这孩子是疯了吗？担心之下，他们带我去看了医生。那是1969年，与现在相比堪称史前时代。也就是说，我不知道得是多先进的文明才会认为，给一个刚刚在神恩赐的空气中呼吸满一月的婴儿服用苯巴比妥——往好了说——能算得上是一种值得考虑的儿科治疗方法。不过，在20世纪60年代，给腹绞痛患儿的父母悄悄开具一剂巴比妥类药物并不罕见。一些年长的医生对这种疗法的作用深信不疑——这种疗法，我的意思是，“给一个刚出生没多久、哭得停不下来的婴儿开具巴比妥类药物”。

我想在这个问题上明确地表达我的观点。我并不因此责怪我的父母。孩子没日没夜地哭个不停，显然是哪里出了问题，医生开了一种药，不止他一个医生认为这是一种好的治疗方案，于是你把药给孩子服下了，孩子停止了哭泣。毕竟那是一个不同的时代。

当时的我在焦虑重重的母亲的膝头，冲着她二十一岁的肩膀大声哭喊，而某个身穿白大褂的恐龙坐在他宽大的橡木办公桌后，几乎头也没抬一下，他口臭的嘴巴啧了几声，抱怨“现如今这些当父母的”，然后在处方笺上写下了一种会让人成瘾的、主要的巴比妥类药物。

我吵个不停，时刻要人照顾，而回应我的是一粒药。（呃，那听起来和我该死的二十多岁时的情形差不多。）

我听说，我在出生后的第二个月，也即三十天到六十天之间，就服用了苯巴比妥。那是婴儿发育的重要时期，尤其是就睡眠而言。（五十年过去了，我依然睡不好。）苯巴比妥一旦开始发挥药效，我就会昏睡过去。场面显然是，我哭个不停，然后药来了，接着我就晕了过去，此情此景引得我父亲爆笑出声。他倒不是无情，嗑了药的婴儿确实很好笑。从我婴儿时期的一些照片中，你可以看到我简直跟嗑嗨了似的，明明只有七周大，却像个上瘾者一样疯狂点头。我猜，对于一个在伍德斯托克音乐节结束第二天出生的孩子来说，这可以说是莫名地得体了。

马修·派瑞与父亲参加冰球邀请赛。（图片为《老友、爱人和大麻烦》配图）

我渴望被关注；我不是大家期盼的那个挂着可爱微笑的孩子。我会吃下这剂药，然后闭上我的臭嘴。

讽刺的是，多年来，巴比妥类药物和我维持着一种非常奇怪的关系。你们应该会很惊讶，如果知道从2001年以来，我绝大多数时间都是清醒的。除了这些年里我遭遇过六七十次事故。当这些事故发生时，如果你想保持清醒（我每次都想），那么你就会领到能帮助你清醒的药物。你会问，是什么药？你猜到了：苯巴比妥！当你想清除体内其他那些不管是什么的垃圾时，巴比妥类药物能帮助你平静下来；而且，我从三十天大时就开始吃这种药了，所以作为一个成人，我只是将丢下的东西又捡起来了而已。脱瘾治疗期间，我非常需要情感支持，感觉非常不适——很抱歉地说，我是世界上最糟糕的病人。

脱瘾治疗就是地狱。脱瘾时只能躺在床上，看着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心里知道自己距离好起来还差得远。脱瘾治疗期间，我感觉我正在死去。我感觉治疗将永无止境。感觉我的内脏正试图从我的身体里爬出来。我在发抖，我在流汗。我就像那个没开药之前哭得停不下来的婴儿。我知道接下来我将在地狱里煎熬七天，但还是选择嗨四个小时。（我告诉过你，这个阶段的我是疯子，对吧？）有时候，我不得不被关几个月，才能打破这种恶性循环。

脱瘾治疗期间，“好”是一种遥远的记忆，或者是贺曼贺卡公司的卡片上才能看到的词汇。我像个小孩一样，乞求任何能帮助缓解症状的药物——这个在《人物》杂志的封面上看似光鲜的成年男人，正在乞求解药。我愿意放弃一切——每一辆车，每一座房子，所有的钱——只要能让症状消失。当脱瘾治疗终于结束后，你万分庆幸，信誓旦旦地说，你再也不会让自己经历那一切。直至三周后，你又落入了完全相同的境况。

真是疯了。我疯了。

就像婴儿时那样，我不想花费太长时间来处理内在问题，因为既然有药物能解决，好啊，那就简单了。而那就是我所接受的教育。

无法重复的一天

你知道在新冠病毒肆虐期间，有些人感觉自己在一遍又一遍地过着同一天吗？

下面是我想要一遍又一遍重复度过的那一天（这是我的土拨鼠日中的土拨鼠日）。事实上，我希望我余生的每一天都是那一天的重复。但我不能。因此，唯一能跨过那一天的方法，就是把它当故事一样讲述出来，看看是否会有帮助。

这样当然不可能让那一天重现。

那是1995年的最后一天，地点是新墨西哥州的陶斯。整个下午我们一直在雪地里玩橄榄球。我，我的女朋友朱莉娅·罗伯茨，以及我们的一群朋友。她是全世界最著名的电影明星，而我在出演最火的电视剧集。

《老友记》（Friends）第二季（1995）剧照。

追求最初是通过传真进行的。在这世界的某处，有一摞大约两英尺长的传真——两英尺长的甜言蜜语，里面满是诗句和遐思，两个大明星彼此倾心，以一种美丽而浪漫的方式连接在一起。

那时的我正春风得意。我是一切的中心，没有什么能伤到我。名望的白炽火焰属于我——我不断地将手穿过火焰，但我的手依然完好无损；这里是不可燃的中心。这时的我尚不知晓，名气终不能填补空洞，但此刻，它暂时将空洞掩盖得很好，非常感谢。

《老友记》第一季大获成功，我基本上算是轻松走进了第二季。我已经上了莱特曼的节目，准备要去杰·雷诺的《今夜秀》。我们登上了《人物》和《滚石》的封面，当时这可是两件大事。现在，电影片约也在涌来。它们当然会朝我涌来。我正在得到我想要的一切。这边也是百万美元的电影邀约，那边也是百万美元的电影邀约。我还没遇见朱莉娅·罗伯茨，但这已命中注定。

之后就发生了一件只会发生在名人身上的事。玛尔塔·考夫曼找到我，说我或许应该给朱莉娅·罗伯茨送花。

你是说全宇宙最大牌的明星朱莉娅·罗伯茨？

“当然，好啊，为什么？”我问。

原来他们向朱莉娅发了邀约，请她出演第二季超级碗赛后那一集，朱莉娅表示，只有出现在我的故事线里，她才愿意参演。让我再说一遍——只有出现在我的故事线里，她才愿意参演。（我这一年是走大运还是怎么着？）不过首先，我必须向她示爱。

我苦思冥想了很久，卡片上写点什么好呢？我希望能显得专业一些，明星对明星的口吻。（好吧，是明星对超级大明星。）但我也希望能有一些情调，配得上她前面所说的话。我至今仍为自己的决定而骄傲。我送了她三打红玫瑰，卡片上写的是：

唯一能比你参加演出更激动人心的事，是我终于有借口给你送花。

还不赖，对吧？我害怕晚上睡觉，但在需要的时候，我还是能挥洒魅力的。不过我的工作还远未完成。她的回答是，如果我能给她解释清楚量子物理学，那她就同意出演。哇哦。首先，我是在和这个“口红因她而生”的女人交流；然后，我必须用功学习。

第二天，我给她发了一篇有关波粒二象性、不确定性原理和量子纠缠的论文，其中只有一些部分是隐喻。多年后，《老友记》的专职编剧之一亚历克莎·荣格告诉《好莱坞报道》：“（朱莉娅）远远地就（对马修）产生了兴趣，因为他太迷人。他们经常发传真调情。她问了他一些问题，比如：‘我为什么要和你约会？’编剧室的每一个人都帮他想原因。没有我们，他一个人也能处理得很好，但我们毫无疑问是马修队的成员，都想帮他心想事成。”

最终，我们所有的努力都奏效了。朱莉娅不仅答应出演剧集，还送了我一份礼物，是贝果，很多很多的贝果。当然，为什么不呢？她可是要命的朱莉娅·罗伯茨。

由此，一段三个月长的求爱历程以每天发送传真的方式开启了。那是互联网和手机问世前的时代——我们所有的交流都是通过传真完成的。许许多多的传真，好几百份。起初，传真的内容在浪漫的边缘徘徊，我给她传送诗句，请她为洛杉矶国王队的三冠组1提名成员，诸如此类。我们两个并不是不忙——我当时在拍这个星球上最受欢迎的剧集，而她在法国拍摄伍迪·艾伦的《人人都说我爱你》。（她当然很忙）但一天里我总会在传真机旁坐个三四次，看着传真纸慢慢显露出她的下一封信函。

《人人都说我爱你》（Everyone Says I Love You，1996）剧照。

我如此兴奋，有些夜晚我发现自己在派对上同某个迷人的女人眉来眼去，却草草结束交谈，以便飞奔回家，看看有没有新的传真进来。十有八九总会看见一份。那些文字如此优美——她连缀句子的方式，她看世界的方式，她表达自己独特想法的方式，都是那样让人着迷。我经常会把那些传真读上三四遍，有时会读上五遍，看着传真纸笑得像个白痴。就好像她来到这颗星球就是为了让世界微笑，现在尤其是让我笑。我咧嘴笑着，像个第一次约会的十五岁男生。

而这时我们甚至还没说过话，更没见过面。

然后在一个清晨，事情发生了改变。朱莉娅的传真突然转向了浪漫的方向。我打电话给一个朋友，说：“我怕是摊上大麻烦了。你一定得立刻过来。告诉我，我有没有想错。”

朋友过来后，我给他看了传真，他说：“是，你没错。你一定是摊上大麻烦了。”

“那我该回什么？”

“这个嘛，你感觉如何？”

“哦，你少来，”我说，“快告诉我该说什么。”

就这样，“大鼻子情圣”和我也编写并发送了一封转向浪漫的传真。然后我们站在那里，站在传真机旁边，你看我我看你。两个男人就那样盯着一台机器看。

大约十分钟后，传真机的刺耳声响——嘡嘡声、呼呼声、嘶嘶声，来自外太空的消息——充满了我的公寓。

“给我打电话。”在这句话的下面，附有她的电话号码。

我拿起电话，打给了朱莉娅·罗伯茨。我紧张得要命，就像第一次上莱特曼的节目那么紧张。但我们聊得很轻松——我把她逗笑了，天哪，她笑 得多么开心……她显然非常聪明，才智非凡。我已经能够看出，她轻轻松松就在我所见过的最会讲故事的人中排进前三名。她的故事如此精彩，事实上，我甚至一度问她是不是提前写好的。

五个半小时后，当我们准备挂电话时，我意识到我已不再紧张。从那以后，我们就停不下来了——今天聊五个小时，明天聊四个小时。我们在坠落；我不确定坠向何处，但我们在坠落。

很明显，坠入了情网。

《老友记》（Friends）第十季（2003）剧照。

1996年4月底，我上了杰·雷诺的《今夜秀》，承认自己单身。与朱莉娅·罗伯茨约会对我来说太难了。我一直确信，她会与我分手——为什么不呢？我不够好，我永远都不可能足够好，我是破碎的、变形的、不讨人喜欢的。所以我主动与美丽又才华横溢的朱莉娅·罗伯茨分了手，这样就不用面对注定会失去她的痛苦。她说不定会觉得自己是在屈就一个拍电视剧的家伙，而这个拍电视剧的家伙现在却要和她分手。我无法描述她脸上的困惑。

本文内容经出版方授权节选自《老友、爱人和大麻烦》一书。原文作者：[加]马修·派瑞；摘编：罗东；编辑：西西；导语部分校对：柳宝庆。封面图为《老友记》（Friends）剧照。欢迎转发至朋友圈。文末含《时间的刻度：新京报年度好书20年》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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