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雅婷

刚上线时，《LTNS》就成为了近期最能引发年轻观众共鸣的剧集。“性喜剧”这样本身就颇具噱头的类型标签外，声响最大的共鸣，或许还来自开头栩栩如生的时代背景——

好久没做的男女主角，是一对在房价高位时上车的夫妻，他们盘算着消费降级也捉襟见肘的开销，只能对新闻里房价大跌的消息咬牙切齿。这无疑会让坐在屏幕前的我们也挺恍惚，原来东亚人共享的不只是精神空间。

再往后看，这份简单粗暴的共鸣，又会被具体的人物处境升华得更直接准确。首尔大学毕业的男主Samuel 创业失败后开出租维持生计。妻子友真是高级酒店的前台，面对客人各种不合理诉求，“脸上笑嘻嘻心里mmp”是她的工作常态。

第二集结束后，观众就会更羡艳夫妻二人的精神水平和发疯契机。Samuel 早出晚归挣钱的生计同样来自借贷，出租车损毁后，却因个人“过失”得不到保险赔偿。好友不愿借钱给他救急，却愿以保卫家庭的由头，用金钱掩盖自己出轨的秘密。夫妻二人索性就此开启新的“商机”，友真在前台搜集出轨情报，Samuel 借工作便利搜集证据，二人想用此要挟意图保卫家庭的个体，来弥补自己高位买房低价难卖的损失。

但靠敲诈秘密挣钱还是不义，夫妻二人纠结，身心俱疲的妻子最终在车上感慨，努力生活也还是过上了没有未来的人生，“努力生活的代价就是这样，不觉得委屈吗？”

这是“好久没做”的第一维背景和回答，也是《LTNS》作为高质量性喜剧的首度亮相。在普通夫妻都会因为经济新闻吃东西消化不良的时代里，在欲望、激情和性感前，做和不做的原因首先关于支配个体命运那些宏观又隐形的事情。

性喜剧定义中的“性”，也就不只关于性的过程，即情色意义更重的“sex”，而更接近于英语词汇“sexuality”的概念。引用学者潘绥铭，在学术自传《风痕——我与性社会学互构》的介绍，在“sexuality”视角下看待性，性就不只关于生理意义上的“床上事”，更受社会经济文化思想观念的塑造。

事实上，在潘绥铭针对国内2000-2015年四次全国性调查数据里，就已经得出过相关结论，性欲的强弱（想性的频率）、性欲的实现（性生活的频率）、性高潮甚至是性功能障碍实际都和社会因素具有更大关系。通俗点说，也可以是，即便是归为“床上事”，也从不存在真正坦诚相见的两个躯体，彼此都走在被各自阶层和文化背景提前“设置”好的行为定轨中。

《LTNS》的故事也就从这里开始，并通过友真和Samuel追查到的处于文化禁忌中的性，友真和Samuel自己的性，与观众当下的生活经验产生互文。好久没做，要探讨性的问题，更要探讨的是这一代年轻人如何生活的问题。

可贵的是，即便我们近几年已能通过《寄生虫》、《鱿鱼游戏》和《黑暗荣耀》等韩国爆款文化作品和各种韩国生活vlog短视频，对韩国贫富差距大、阶层固化、年轻人推迟就业且借贷率和拖款率年年增加的残酷现实有所耳闻。但《LTNS》对此的描述点到为止，在好久不做的现实面前，令人提不起劲的经济形势和压力递增的生存环境只是其中一维回答。

友真和Samuel与不少观众共享的现实外，观众也在通过夫妻二人猜忌、偷窥和道德审判的目光，重读那些“上不了台面”的性。为什么好久不做的问题看似针对个体，实际也向具体的时代政策、文化背景和道德观念发问。

这个过程也像韩国小说家金爱烂笔下的理解，“理解并不是相似尺寸的经历和感情的叠加，而是穿上不同尺寸的衣服之后，重新检查自己身体的过程”。原来，当道德只沦为勒索他人的武器，而非为他人谋福祉的冲动时，所有参与其中的人，惩罚的终还是自己。更令人无力的是，这个过程往往以正确的名义开始进行，时常是到了承担后果时，多数人才后知后觉产生无可问责的怀疑。

《LTNS》无疑是捕捉到了上述的感受，才能在电视剧里构建出多数观众都曾品尝过的现实，又在此基础上勾连出，如今观众之所以能对“东亚”产生认同的具体历史背景。即在全球化时代，当全面现代化（西化）成为东亚三国都曾共有的历史经验，在全球化/互联网时代成长起来的年轻人一代，会如何消化自己在传统的废墟上建立起的现代经验？

粗粝的说法也可以是，东亚年轻人如何处理自己在传统和现代文化的矛盾。在社交媒体上，这种感受也是关于断亲、择偶或是原生家庭矛盾话题争论的缩影。在近几年的文化作品中，观众也会通过《怒呛人生》、《黑暗荣耀》和《LTNS》将其总结为东亚特色，稍作解释的话也就是拧巴，来自一种不知道自己怎么爱，值不值得被爱，怎么样构建个体价值的体验。

（友真工作的酒店名字也有类似意义的启示）

我们曾在和等评论文章中都曾探讨过这个问题，因具体的历史文化背景，东西方对家庭、爱情、婚姻和激情的理解，其实都大不相同。无论我们如何回避来自宏观叙事的发展和转向，无论宏观有多少数据说明现代化已经完成并大获成功。当故事回到爱与欲这样的私人领域，我们还是不得不诚实，“拧巴”之所以不断在发生，实际也源自个体在传统和现代化文化价值观念冲突中，感受到的挣扎。

面对这样的体验，《LTNS》首先从夫妻关系里的角色分工入手，友真和Samuel结婚后的性别分工，既可看作是现代化发展的“成果”，也有来自东亚儒家特色的“风格”。

通过友真为老公借贷买车，为外甥女安排发展天赋资金，以及掌握家庭财政要权等情节。观众可知友真的性格要强，也总愿意为家庭分担更多。细腻又热爱打扫的Samuel，主要负责后勤和做饭，剧集的开篇他帮友真补好扣子，面对友真的责难也总是表现得温驯耐心。由此，观众会发现，这不再是传统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模型，夫妻二人的家庭分工主要和两个人之间擅长的具体事项相关。且更深层次的，Samuel 才总是追求被情感支撑和聆听的一方，仅看表达的话，他更像是知道如何去爱的角色。

但与此同时，Samuel和友真，以及他们共同的好友都遵循一种我们所熟知的夫妻性关系模式，即妻子是索取的那一方，人到中年的丈夫一旦力不从心就像在“交公粮”，而一旦“公粮”交不出来，他的中年危机甚至会适时爆发，于家庭他要回答爱不爱的问题，于社会文化圈他要回答行不行的问题，这个“行不行”甚至会延展至他作为男人的事业发展和存在根基。

我在这里也引用学者潘绥铭，在《风痕——我与性社会学互构》书中提到的观点作补充说明。潘绥铭认为相比“厌女”，男性的“恐阴”情节才更像是“中国的性的特殊语境”，追溯历史文化观念的话，传统性别观念里实际一直有对“阴盛阳衰”的恐惧，且中国的历史文化中，一直不缺女性采阳补阴的传说，放浪如西门庆也会死在温柔乡。

更近一点的，相比近现代传进来的“伟哥”，中国传统男性更追求“壮阳”，即不是恐惧不行，而是恐惧不够。潘绥铭认为，这种观念或许和儒教文化与小农社会结合的历史制度相关，因为儒教文化认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当性成为传统文化中生殖工具而存在，很多男人为了传后，需要纳好几门妻妾，这个制度对于女性来说无疑是悲剧，但对当时的男性来说，人到中年还要应付来自家族文化传统的生殖压力，无疑不是一种负担。由此，“厌女”固然有其特定的社会现实和这个概念对应，但在另一方面，“恐阴”也有和“厌女”这个概念背道而驰的部分。

回到友真和Samuel 这对夫妻的性生活本身，即便家庭分工已经向现代化靠拢，但在更深层次的行为里，他们不得不承担来自“恐阴”的压力。与之密切相关的，则是关于爱情、婚姻和家庭的感受和定义。像友真和Samuel一样，当下很多情侣或夫妻之所以压力陡增，逼仄生存困境外，他们既要回应来自现代的要求，又要消化来自传统的压力。

而不只是《风痕——我与性社会学互构》这本书强调过东西方对爱情婚姻家庭的不同理解，研究日本当代现象一书的《亲密的分离》也提到过这种不同。究竟如何才算相爱？简单总结的话，西方文化认为是激情、表达和惊喜，认为爱就是爱的结果，认为分离也是一种常态。东方文化认为爱甚至不用表达，最好的爱存在于无言的时刻，爱的结果就是白头偕老，爱的至高境界就是一世一双人，夫妻的爱也是恩爱，这个恩支撑小农社会在稳定的社会秩序上持续存在和前进。

口头上评价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固然是容易的。但回到友真和Samuel那些令人动容的相处细节上——看到受伤的Samuel，友真失声痛哭的时刻不是爱吗？面对彼此短暂的离开，友真在放火前回头的情感不是爱吗，Samuel追随她到酒店门口的失落不来自爱吗？二人彼此同沐在房屋的大雨里，细数自己受伤又痛苦的时刻不来自爱吗？最后的告别甚至不敢看对方的眼睛不是爱吗？那为什么不能勃起就是不爱了呢？为什么没有激情就是不爱了呢？为什么婚姻里，夫妻是亲人还是恋人的界限就如此明确呢？

当这些问题变成个体真实的体验和处境，而非道德判断后必须要做出的二维回答，《LTNS》以“复杂性”存在的可能，安慰了每一个曾为此感到受伤和迷茫的面孔。很多时候我们如同友真一样，认为是自己撕裂了曾经美好存在的感情，但也可能不是，是我们正好站在撕裂一切的时间节点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