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剧情的需要

在《风筝》里，郑耀先确实有很多和他感情过硬的兄弟，比如对一个苹果念念不忘的军统四哥徐百川，比如耿直的小弟赵简之，比如高徒宫庶。如果郑耀先把他们都策反了，那这就不是谍战剧了，而是政工宣传剧，郑耀先是玛雅时期的大祭司或者中世纪的神职人员，手持一本经书，哇啦哇啦念一堆咒语，身边的人就被召唤了，那这部剧的剧情就索然无味了。

第二，职业的分工

郑耀先作为一名战略级的特工，他的任务是潜伏在敌后，以力角力，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利用各种关系获得关键战略情报，他是我党我军安排在敌人内部的眼线，而不是炸弹。他的任务和主要工作是获得情报，为我军提供关键战略部署上的重要信息，而不是策反敌人，破坏敌人的组织。策反敌人那是政工人员的工作。要是敌人那么容易策反，安排几个大牛或者美人干脆把老蒋策反了，很多战争就不必打了。如果郑耀先放弃搜集情报，转而策反几个虾兵蟹将，那就是丢了西瓜捡芝麻。

第三，成本的权衡

如第二条，无论是徐百川，还是赵简之，还是宫庶，他们的最高军衔也就是少将，而且还不是野战军的少将，官职最大的宫庶，也就是落入敌后的丧家之犬，手头也就几个人，几条枪，搞点破坏工作恶心一下当局，在全国都被解放的情况下，只能是强弩之末，掀不了什么大风大浪，他们的价值不如一条消息，一纸情报重要，有时候一纸情报抵得上若干个野战师的战斗力。

退一步说，即便他们能够被策反，机会成本上算下来，风险大于收益，因为他们并不是经过专门训练的谍报人员，意志是否坚定，信仰是否忠诚，都没有经过考验，万一工作上有任何闪失，把老郑供出来，麻烦多余好处。所以根本不值得策反。

第四，信仰的不同

信仰是一个很难用物质，功勋衡量的东西，而信仰是由一个人的认知、意识、经验以及所处的环境决定的，是长时间形成的，人一旦有了信仰，就会去坚持，就比较难改变，国共双方的将领也好，战士也好，都有自己生长的环境，都在战争年代逐步选择了自己的信仰，你让一个吃香喝辣惯了的国民党官太太艰苦朴素，勤俭持家都有难度，就更不要说让那些出生入死过，享受高官厚禄的军人在短时间内改变信仰了。剧中最有趣的人物是田湖，他在战争末期就已经意识到党国军人毫无信仰，迟早失败，但是他个人还在坚守着“三民主义”信仰，一直到死，可见信仰的惯性有多么强大。多么难改变。

第五，环境的限制

敌后环境复杂，同一个单位的同事关系盘根错节，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这样的环境里自保都难，还要随意策反敌人，难度可想而知。冒风险策反敌人，不小心暴露，偷鸡不成蚀把米，得不偿失，无论是老郑还是他的上级都绝不会要他这么做。更何况在本剧中，老郑是断了线的风筝，自保都难，就更不要说大张旗鼓的去宣传信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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