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艺谋导演的法律题材电影《第二十条》在龙年“春节档”表现优异，实现了口碑和票房的双丰收。近年来，随着“于欢案”“昆山反杀案”等一系列社会热点案件的发生，“正当防卫”这一法律概念不断挑动着公众和媒体的神经，在舆论场掀起了热烈的讨论，也引起了法学界对正当防卫问题的检视反思。两高一部积极回应社会关切，联合发布了《关于依法适用正当防卫制度的指导意见》。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国刑法关于正当防卫的条款被搬上银幕，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电影《第二十条》以其对戏剧性、现实性和法律专业性的完美融合，将国产法律电影推向了新的高峰，体现了艺术对现实、对法治的观照。诸多业内人士纷纷表示，终于等来了一部可以被列入法律人必看清单的国产电影。而《第二十条》又不仅仅是一部法律人必看的电影，更是一部实际上为法治观、正义观在老百姓心中深植做出重要贡献的优秀作品。

一、严肃法律议题的轻喜剧化表达

电影《第二十条》艺术地呈现了刑法第二十条正当防卫条款，围绕着正当防卫条款，以“公交司机见义勇为被定性为防卫过当判刑”“高中生制止校园霸凌被冤殴打同学”和“村霸凌辱弱势村民、奸人妻子被反杀”三个与主角韩明检察官息息相关的案件展开叙事，全面细致地呈现了现实中正当防卫的典型场景和认定难题。

公交车司机张贵生故意伤害案是韩明在基层检察院时承办的一个陈年旧案。张贵生本是公交车“模范司机”，却因制止性骚扰，将对方打成重伤，被以故意伤害罪判刑三年。期间，他的妻子四处奔波积劳成疾去世，他的女儿也因为父亲判刑遭受同学议论。张贵生不明白，为什么见义勇为却要付出如此沉重的代价？出狱后的张贵生频频上访，韩明作为案件承办检察官不厌其烦地做他的思想工作，通过案发现场视频向其释法说理：喝止骚扰时是正当防卫，扭打在一起是互殴，最后拿器械砸人头时是故意伤害。影片借韩明之口向观众展示了过往的司法实践中认定正当防卫界限的机械性。

案件没发生在自己身上时，痛感总是没有那么强烈，因为那是别人的人生。而当案件实实在在地发生在韩明自家时，他才深刻地体会到了作为案件当事人（家属）的不易。韩明的儿子韩雨辰为制止校园霸凌打伤教导主任的儿子张科，因缺乏见义勇为的证据被张主任报案至派出所。此后，为了让对方撤案，韩明一家绞尽脑汁，赔礼道歉，找关系求情，想尽一切办法。最后，韩明妻子为了给儿子讨公道大打出手还被行政拘留。韩明一家为了讨一个公道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正是这种切肤之痛让他明白，公平正义对老百姓是多么重要，又是多么难以做到。

主线案件王永强反杀村霸刘文经案是影片中最沉痛的一个案例，赚足观众泪水。王永强妻子郝秀萍和女儿都是聋哑残疾人，一家人为给女儿治病不得已向刘文经借高利贷，因此遭受刘文经持续的恐吓凌辱。一天，王永强脖子被套着铁链拴在门口，郝秀萍在屋内遭受刘文经强奸。身为丈夫的王永强在这样的情况下，为保护家人奋起反抗，暴打刘文经并将其反杀。检察院召开检察官联席会议，几乎所有检察官都认为王永强不是正当防卫，因为以前的案例都是这么办的，只有承办检察官吕玲玲看到了这是王永强一家的绝望反击，认为王永强很可能是正当防卫，并在此后的办案过程中争取到韩明的接力支持。经过二人的共同努力，检察机关最后还了王永强一家公道。

影片在进行三线叙事的过程中植入了很多的喜剧元素。比如“老职场人”韩明不动声色地拍领导马屁，将自己的主意说成是自己揣摩领导意思的结果；“活爹”韩明认为四个小混混把他儿子打成这样太轻了；韩明与吕玲玲两位现同事、前恋人午间相约免费体验按摩椅、聊案子被韩明妻子李茂娟当场“活捉”，李茂娟要加吕玲玲微信单线联系，韩明建议不妨三人建个群；田副检误以为韩明已知晓抢先一步自曝暗恋吕玲玲，想找人说合找到吕玲玲前男友韩明头上。还有，韩明和吕玲玲到王永强村里取证时，小卖部“喜剧人”夫妇正在看张艺谋导演、雷佳音主演的另一部电影《满江红》秦桧背诵岳飞《满江红》的片段，这种“神仙联动”的细节也让电影的喜剧效果拉满。

对于正当防卫这样一个严肃的法律议题，导演选择用群众更加喜闻乐见的轻喜剧形式去表达，一方面契合了春节的喜庆氛围，另一方面可能也考虑到如果话题过于严肃和沉重，受众面窄，达不到商业片所预期的商业效果和法律片所承担的普法价值。“与传统喜剧大尺度的夸张、变形相比，轻喜剧具有更接地气、更生活化的特点。”用轻喜剧的形式呈现，既避免了庸俗化和过度娱乐化，也寓教于乐。影片用形象鲜活的案例在笑中带泪的氛围中深入浅出地诠释了“什么是正当防卫”“法律如何识别和对待正当防卫”，对于正当防卫这一深刻法律议题的阐释及其背后所承载的立法精神和法治观念的传递起到了更佳的效果。

二、正当防卫界限反思与价值追问

在韩雨辰案双方家长谈判过程中，影片出现了喜剧性的一幕。张主任说道：“如果你儿子要高抬贵手一厘米的话，这眼睛没了。”韩雨辰的妈妈李茂娟回答：“这不还差那一厘米呢吗？”张主任颤抖着嘴唇，竟无语凝噎。是啊，如果韩雨辰高抬贵手一厘米，极有可能造成对方眼睛重伤，就算证明了是挺身而出制止霸凌，还能被认定正当防卫吗？刑法第二十条第二款规定，正当防卫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应当负刑事责任。在过往的司法实践中，存在这样一个司法误区：“一旦防卫结果严重就直接宣告防卫过当甚至否认行为的防卫性质。”按照此前的司法惯例，如果韩雨辰制止霸凌时高抬贵手一厘米造成损伤了，极有可能就被认定故意伤害或者防卫过当。笑过之后，观众也不禁思考：正当防卫和防卫过当的距离难道只有一厘米吗？这对于防卫人来说是不是有点强人所难？这是电影中韩明对公交车司机阐述司法上区分正当防卫、互殴和故意伤害的界限后，第一次引发观众对于正当防卫界限的反思。

主线案件中，刘文经当时对郝秀萍的强奸已经实施完毕，但是他对郝秀萍一家的不法侵害还在持续。刘文经强奸郝秀萍之后当场表示会继续强奸郝秀萍，继续凌辱这个无助的家庭。如果以“事后理性人”视角去审视可能会觉得，王永强和郝秀萍当时还可以选择报警。但是作为丈夫来说，王永强在这样的凌辱和威胁之下，出手殴打刘文经在情理之中。而且，从王永强被抓之初村里无人敢站出来为王永强作证也表明，即使当时王永强一家选择报警，村民们也不一定敢冒着得罪村霸刘文经的风险出来作证，刘文经还是有可能不会受到法律的制裁，进而对王永强一家实施更加严重的打击报复。对于当时的王永强来说，除了自行反抗，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他当然具有采取防卫措施紧迫性。王永强采取防卫措施后，刘文经企图从车内拿刀，此时对于王永强及其家人来说，受到了生命健康的紧迫威胁。根据刑法第二十条第三款的规定，对正在进行行凶、杀人等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防卫行为，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不属于防卫过当，不负刑事责任。王永强在当时的危急情况下，为了保护妻儿将刘文经反杀，完全符合刑法第二十条第三款可以防卫致死的“无限防卫权”的规定，属于正当防卫。但是如果没有检察官打破司法惯例的勇气，按照过往“谁伤谁有理，谁死谁有理，谁闹谁有理”的司法误区，王永强极有可能被认定故意伤害罪致死或防卫过当。

在主线案件多次戏剧性的反转中，张艺谋导演精准拿捏了观众的情绪，并提出了影片的终极追问。郝秀萍被逼着签字时绝望跳楼，观众震惊、同情与悲伤的情绪已经铺陈到位。紧接着高叶对着雷佳音的一段输出，告诉他曾经的他不惜影响分配也要做正确的事的精神一直感染着她，点出了郝秀萍作为一个母亲对法治、对公平、对检察官有多绝望才会选择抛下丈夫和女儿跳楼，让韩明彻底地醒悟，检察官的决定对他人的人生和家庭影响多么重大，令无数观众动容泪目。接下来，影片中多次被提及的永恩市检察院一把手王检终于出场，饰演者于和伟算是“老检察官”了，曾多次在影视剧中饰演检察官。很多经常看检察题材影视剧的观众不禁莞尔一笑，暂缓情绪。在观众情绪尚未完全平复之时，影片最后韩明检察官在听证会上的高能输出，通过精彩的台词、精湛的表演直击心灵，将观众的情绪推向高潮。影片以极大的勇气直面现实，通过抽丝剥茧的叙事，将以郝秀萍一家为典型的底层群众所经历的血淋淋的苦难赤裸裸地呈现在观众面前。“生命的代价”和“同事的唤醒”直接推动了韩明办案思维的转变，也提出了影片对正当防卫条款背后所应真正保护的价值的追问。

司法机关如何确定正当防卫的界限，其背后所体现的是司法办案的价值取向问题。过往“谁伤谁有理，谁死谁有理，谁闹谁有理”司法误区的形成是因为在一定时期内，我们的社会追求的是“稳定大于一切”的目标。死伤者认为己方吃了亏，往往会通过各种方式给司法机关施压要求追究刑事责任。为了给死伤者一个交代，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司法机关就采取严格限制正当防卫适用的方式，以“事后理性人”的视角去审视甚至苛责防卫人，让防卫人承担全部或者折中的责任。互联网的普及为公众法治意识和权利意识的提升提供了重要的途径，社会公众通过参与热点司法案件的讨论，对于公平正义有了更加深刻的认知，对自身或他人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的维权意识也在不断攀升。与此同时，互联网也为公众提供了广泛的发声渠道，让最广大的群众对于法治和正义的期盼能够被听见。“谁伤谁有理，谁死谁有理”的时代已然成为过去。司法机关主动回应社会关切，重新检视过去司法实践中认定正当防卫的误区，扭转了片面追求维护社会稳定和秩序价值的倾向，回归到正当防卫制度设立的本意——在公权力无法及时抵达或者进行有效保护的时候，鼓励公民个人积极同不法侵害行为作斗争。法律，首先要保护的是正义的一方，而不是让正义向死伤结果妥协。影片最后通过韩明检察官的大段独白，淋漓尽致地展示了新时期司法机关在面临正当防卫难题时的价值取舍。

三、中国式检察官形象的真实呈现

电影在人物塑造上无疑是非常成功的。以往的影视作品中出圈的检察官角色人设基本是偏精英类型，这一次韩明检察官的人物设定是普通人。

作为一个普普通通的基层检察官，除了职业光环外，韩明或许没有其他耀眼的成绩，没有英俊的外表和显赫的背景，有的是大学时代因为坚守心中正义背负处分从而被“发配”基层工作的挫折，有的是人到中年被工作和生活压“弯”了腰（腰椎盘突出），有的是在基层摸爬滚打多年后学会了看人眼色、迎合上级。

无疑，这样的塑造更加鲜活饱满，也更加贴近生活。在公众看来，检察官是精英群体，但那是在职业光环加持下才让他们显得不普通。在现实中，大多数检察官也是跟你我一样的普通人，也有小缺点小脾气，一样背负着工作和家庭压力，生活有时也是一地鸡毛。

到市检察院挂职的韩明迎合甚至奉承一下上级也无伤大雅，更不至于违背原则底线，还有利于争取领导的支持，以便更好地开展工作。如果因此取得成绩，韩明能顺利在市检察院留下，其来市里重点高中借读的儿子也能继续在市里上学。这些都是一个中年人最现实的考量、最真实的写照。

尽管被工作和生活磨平了棱角，但是韩明心中最朴素的正义观始终未被抛却。在经历公交车司机张贵生突然离世的震撼及其女儿关于正义的追问，经历曾经同频共振、志同道合的大学初恋、现同事吕玲玲检察官独自担下保护证人郝秀萍不力的责任，将为郝秀萍一家伸张正义的接力棒交到他的手上时，韩明年轻时那份“不惜代价做正确的事的正义感”再次被唤醒。身为孩子的爸爸原本没有资格任性，但是韩明还是为了心中的正义赌上了自己的前程，赌上了家庭的坦途，“一意孤行”地在公开听证会上主张王永强是正当防卫。好在最后他赌赢了。这不仅仅是韩明的胜利，更是法治的胜利。

韩明的人设其实更类似于平民英雄。与平民英雄相对的是拥有超能力的超级英雄。超级英雄生来就为了拯救世界，而普通人为了让这个世界更加美好不计个人代价，做出了身为普通人职责范围之外的贡献和牺牲，更动人心弦。正是这种平凡的伟大，让普通人也可以成为英雄。平民英雄是真实的，是最能为大家感受和接受的，也是我们身边最需要的。艺术化的处理让韩明在听证会上捍卫正义的高光时刻带有理想主义色彩，而现实生活中的确也存在很多“韩明式的检察官”。正是这些普普通通的检察官在不惜代价做正确的事，才推动了我们法治一点一点的进步。

电影也还原了很多检察官工作的真实场景，以至于很多检察官在观影后表示，“简直在演我的日常”。比如，韩明已经去市检察院挂职了，却还要处理之前在基层检察院时办理案件当事人的上访问题。因为“案子结了，事却未了”，原承办检察官即使暂离原先的岗位，也还是要继续对案子负责。韩明不仅要把打算去北京上访的公交车司机张贵生劝回来，给他释法说理，告诉他这个案子为什么这么判，还托老同学帮忙给他安排工作，帮助解决他家里的生活困难。

比如，当很多人聚集到检察院门口讨要说法、闹事时，出面解决的领导和检察官不得不软硬兼施，“硬讲法律讲后果没用，就只能“来软的”，先答应满足其诉求。作为现实主义题材电影，影片这些细节处理得非常微妙，在不动声色中将现实中体制内的运行逻辑呈现在观众面前，带给大家深刻的反思。影片有批评这种现象吗？肯定也有。比起事后的帮扶，张贵生一家更需要的是一个说法，一个公道。而对于聚众闹事当事人，他们的诉求是否应当得到满足也值得商榷。但影片在提出批评的同时，对这种中国式化解社会矛盾的中庸之道也报以一定的宽容和理解，整体上遵循温暖现实主义的创作逻辑。事情已经这样了，群众的困难迫在眉睫，社会矛盾一触即发。这些问题总要有人去解决，采取这种方式有时也是无奈之举。

此外，影片中呈现的检察官家庭生活也非常真实。李茂娟作为检察官家属，一力承担起了照顾家庭的重任，为数不多需要韩明出面的时候，他却还掉链子。比如，因为儿子打伤同学的事，李茂娟交代韩明去给张主任赔礼道歉。韩明却因为自己的工作耽搁了，引发李茂娟的不满。而当丈夫因工作需要她帮忙照顾证人时，李茂娟还是义无反顾承担起这一任务。在现实中，检察官因为工作的忙碌和特殊性，可能需要家属承担更多的家庭重担，作为家属有时候有点怨言在所难免，这也是人之常情。然而，就像影片中韩明妻子最终还是理解、支持丈夫工作一样，现实生活中绝大多数检察家属也非常理解支持另一半的工作。他们是检察荣耀的幕后英雄。

电影通过韩明、吕玲玲两位检察官的办案故事为观众呈现了中国检察官客观公正的形象。与英美法系检察官追诉犯罪的单一职能不同，我国法律要求检察官秉持客观公正的立场，检察官不仅要追诉犯罪，也要防止无罪之人受到刑事追究。这意味着，检察官的工作不是片面地追求入刑，让有罪之人受到刑法的制裁，也要努力找出无罪证据，防止无辜之人蒙冤。所以才会出现影片中吕玲玲检察官两次将案件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冒着办案风险调查取证、保护证人，只为找出刘文经去拿刀的证据，证明王永强是正当防卫。所以才会出现，韩明在听证会上力排众议，去说服听证员、说服领导，告诉每一个人：“法律是让坏人犯罪的成本更高，不是好人出手的代价更大。”这一刻，以韩明、吕玲玲为代表的中国式检察官形象立住了，电影的主旨立住了。

四、结语

2017年以来，面对网络舆论场的高度关切，司法机关主动担当，一批案件被依法认定为正当防卫。学者也曾担忧，激活正当防卫制度是否会成为“运动式”或“昙花一现”的实践风潮。2020年，两高一部印发的《关于依法适用正当防卫制度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对于符合正当防卫成立条件的，坚决依法认定；要切实防止“谁能闹谁有理”“谁死伤谁有理”的错误做法，坚决捍卫“法不能向不法让步”的法治精神。而这部由最高检影视中心筹备四年的影视作品再次向全社会传递了司法机关坚定的信号：“法，不能向不法让步”。可以预见，这一观念将随着影片的热映更加深入人心，检察官在依法判断案件是否属于正当防卫时也将更有底气和勇气。

（作者系中国政法大学博士后胡雨晴）

【来源：检察日报正义网（ID：JCRB_ZY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