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结束的柏林电影节上，德国导演妮莉·沃拉兹（Nele Wohlatz）执导，巴西、中国台湾、阿根廷、德国四地联合制片的影片《睡觉时眼睛睁开》入围电影节“奇遇” （Encounters）单元，并最终获得费比西影评人奖。

沃拉兹此前的作品《完美未来》曾在洛迦诺电影节获得长片首作竞赛大奖，此次艺术总监卡洛·夏特里安将自己在洛迦诺发现的嫡系新星带到大概率是最后一届的柏林“奇遇”单元，使其作品跻身《小世界》《昏迷》《女孩和蜘蛛》《鸟类变形记》之列并获得影评人赞赏，可以说是功德圆满。

《睡觉时眼睛睁开》讲述全球化时代的华人境遇：华人女孩孤身一人前往巴西累西腓度假，偶然碰到了一位卖雨伞的华人小老板福安，随后又在他的店里获得了一箱明信片，明信片背后的文字组成了一篇亦真亦假的、关于华人劳工遭遇的小说。女孩在阅读之后发现，卖雨伞的小老板正是这篇小说的其中一位主人公，然而小老板也就此消失，直到某天在海滩上，二人再度相遇。

国内的影迷对累西腓这座巴西东北部城市应该并不陌生，但它似乎不应该出现在一位德国导演的镜头当中：它“属于”小克莱伯·门多萨，从《舍间声响》到《水瓶座》，再到去年的纪录片《幽灵肖像》，门多萨一直在以本土的、在地的、私人与公共兼具的视角书写和记忆着累西腓——它的建筑、街区、空间，它的历史与现在，它的形态与功能等等。

有趣的是，当我们以为门多萨已毫无争议地成为累西腓这座城市的影像代言人时，妮莉·沃拉兹则意外地为这座城市带来了一个全然不同的外部视角，用她的摄影机捕捉到门多萨电影当中从来没有出现过的区域、建筑和人群——一个外来者聚集的空间，一个新城区，累西腓影像家族由此获得了新鲜的血液，而不出意外地，门多萨也正是这部影片的联合制片之一。

沃拉兹对外来者群体的关注恐怕与其个人经历密切相关，82年在德国汉诺威出生，27岁开始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工作和生活，2020年后成为洛杉矶奥罗拉别墅（Villa Aurora）居留艺术家，丰富的个人经历使其对文化差异非常敏感，这一点早已体现在《完美未来》当中。

《睡觉时眼睛睁开》延续了前作的创作方法，导演代入大量自身的观察和经历，但也将故事放入到一个相比于前作更加陌生的环境里，增加了又一层难度——这回升级成一个德国导演讲述在巴西经商的阿根廷华人移民的故事——这考验着创作者对文化差异的审视能力和组织能力，稍有不慎就会制造出一个巨大的笑话。不过结果表明，妮莉·沃拉兹直面了这个近乎不可能实现的挑战，很大程度上完成了这次多重跨文化叙写。

外部视角带来的是文化碰撞，其中最显著的莫过于多种语言的混用。片中出现了汉语（原乡语言）、英语（通用语言）、西语（华人移民语言），累西腓本地的葡语反倒成为了一种相对边缘的语言；每一种语言也被母语使用者和非母语使用者同时用于沟通，至于使用何种语言完全取决于处在何种具体的语境里——

华人在不同场合说着汉语、英语和西语，阿根廷人则说西语、汉语和葡语，所有这些构成了一种非常真切的全球化景象，没有单一和同质，只有混杂和异质，外语和外国人成为一种绝对的概念，所有的身份都被细致地拆解和重组，传统的中心早已难在维系，去中心化的倾向首先通过语言显现出来。

事实上，早在影片开头，女主角就在和一个西 – 德语言翻译的对话中道出了题旨：“我没有任何冒犯的意思，但别说在不同语言之间，就算同一个语言里也充满了理解障碍。”

如果说在去年“奇遇”单元的影片《小世界》里，语言的差异最终被一种近乎理想主义的、全新的观看世界的方式取代和超越，那么在《睡觉时眼睛睁开》里，语言的差异只能不断增殖，产生或者传导出更多层面的差异，引发关于身份的思考。

比如角色在片中提到葡语里的打招呼是“既好笑又冰冷”的“哦咦”（oi），而葡语总是最后才说“不”（not）的特点与一门外语本身带来的陌生感交融，为累西腓这座城市本身带来一种情感上的失落和信息上的延宕。“最后说不”也巧妙地隐喻了很多像福安和里奥一样的外来者在他乡的真实遭遇：先是充满希望地在他乡寻求财富，随后遭遇挫折和否定，甚至丢掉了性命。

耐人寻味的是，影片选择赵德胤早期的御用男主角王兴洪（《归来的人》《冰毒》等）来出演福安，也无疑是一种关于身份混杂的巧思：作为一名在台缅甸华人，王兴洪身上带有一种浑然天成的局促和不安感，也比单一文化背景下的演员更懂得“乡愁”。

同样地，演员纳威尔·佩雷兹·毕斯卡亚特的选用让人意识到在法语圈风生水起的他其实压根就是个母语为西语的阿根廷人，而他对汉语接近娴熟的使用则是又一个全球化的例证。

除了语言之外，片中的建筑和空间也与门多萨区别巨大，几乎是任何门多萨电影里都没有出现过的景象在这部影片里成为一种日常：主场景海景公寓是富人居住的地方，这个双子座公寓甚至被华人印成了明信片，用以指代累西腓城市中心（“vista aérea do centro de Recife”，累西腓市中心鸟瞰图）。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大城市不仅是本地人的，更是外地人的，甚至是外国人的；累西腓被新的面孔重新定义，它不再是四处犬吠的中产累西腓，亦不是“水瓶座”的优雅累西腓，而是一个电梯里站满了华人、电梯门外的本地人选择回避的族群累西腓。当然，这里也有从阳台上撒钱的富豪，而这对福安这样的底层劳工来说又是另一个神秘未知、不可理喻的阶级异世界了。

妮莉·沃拉兹在片中始终保有一种对文化碰撞的觉察，最关切的就是各种各样的差异所导致的误读和刻板印象，细致入微的观察被创作者编织在影片当中，比如华人会被本地人下意识地询问是不是日本人，或直接被称为“Jap girl”（日本女孩），所有的东方面孔都会被本地人混为一谈（cross-race effect），挂在墙上的山水画也会被指认为某种“极简主义”风格。

类似的洞察不是以单个元素的形式简单罗列出来的，而是以完整的线索穿插在影片当中，在各处形成结构上的共振和回响，它们要求创作者在承认自身的局限、体认他者的遭遇的基础上进行文化反思，而这恐怕也是一个跨文化创作者的优势所在。

同样叙写文化差异，柏林主竞赛单元的《以爱之茗》（Black Tea）丑闻一般地展现着不知道哪里的人对东亚文化的奇想，更像是几百年前丝绸之路上的商人在道听途说之下向别人转述出来的传说：那个国度里满眼都是灯笼、茶叶和旗袍，那里的人知书达理、温文尔雅、有一种特有的东方式隐忍，那里的广州人操着一口通行的“国语”，全然无需考虑方言和口音问题。

当然，如果真的是十二三世纪的时候，这样的创作也算情有可原，但在21世纪的今天，这种近乎摆烂式的、带着“反正目标观众无法识别”心态的创作，这种完全不顾他者展开的意淫，这种高度自我中心却又需要被外部认可的虚荣姿态，可以说是全球化时代之下逆全球化浪潮的一个反动表征，每一个“非目标观众”都有理由也有资格指出这种愚昧的举动。

在《睡觉时眼睛睁开》里，外来者们似乎都如他们自己所说，有着“另一个时区”的身体，那个身体里储存着原乡的记忆，累西腓对他们来说是陌生的、难以理解和融入的。但问题在于，离开故土已久的他们也早已失去了故土，中国变化太快，早已不是那个离开时候的中国，他们所怀念的也许不是另一个时区，而是另一个早已不复存在的时空。

这注定他们只能成为一个又一个无法前进也无法后退的失意者，他们笨拙地在晴天里贩卖雨伞，在无法下水的狂澜里贩卖泳圈，与财富没有半点缘分，却做着一夜暴富的大梦。成功永远属于极少数人，全球化带来的无非是层层叠叠的失意，认同与阶层的双重虚妄——这便是我们这个时代最新的真相，永恒的真相。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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