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处除三害》的特质，来源于它传递出一种观众极少受到的刺激，痛苦似乎能透过银幕直达肌理，这样一种犯禁式的白描，是主创一定要让观众将电影深深烙在瞳孔里的强烈目的性。

作者：大蝎‍‍‍‍‍‍‍‍‍‍‍‍‍‍‍‍‍‍‍‍‍‍‍‍‍‍‍‍‍‍‍‍‍‍‍‍‍‍‍‍‍‍‍‍‍‍‍‍‍‍‍‍‍‍‍‍‍‍‍‍‍‍‍‍‍‍‍‍‍‍‍‍‍‍‍‍‍‍‍‍‍‍‍‍‍‍‍‍‍‍‍‍‍‍‍‍‍‍

编辑：蓝二‍‍‍‍‍‍‍‍‍‍‍‍‍‍‍‍‍‍‍‍‍‍‍‍‍‍‍‍‍‍‍‍‍‍‍‍‍‍‍‍‍‍‍‍‍‍‍‍‍‍‍‍‍‍‍‍‍‍‍‍‍‍‍‍‍‍‍‍‍‍‍‍‍‍‍‍‍‍

版式：王威

在平庸只能泯然众人的时代，有着极致特质的《周处除三害》，无疑写下了近期令人印象深刻的一笔。

其主角人设、动作场面、视听效果等多个维度夺人眼球，在内地市场获得追捧；刺激的情节带来的情绪宣泄爽感，更让《周处除三害》超出了纯粹的内容本身，而化为了一个不断延展现实联想的热点场域。

市场有热捧必然亦有质疑，而这或许都与主创创作时的“强目的性”挂钩。专注大情节，如CULT片般风格强烈，在情绪点上有力助燃——作为一部题材先行、价值预设的电影，它有着精心雕琢的框架外壳，同时却也不可避免地留下了内核上的一定遗憾。这也使得，这部电影转向了非常个人化的审美之中：主观感受远超客观陈述，喜爱与反感两极分化。

这两端都值得探讨，但有一点可以确认：短期之内，我们不会再拥有第二部周处，类似周处的热点也难以再度来临。

原始兽性与情绪爽感的尽情挥洒‍‍‍‍‍‍‍‍‍

《周处除三害》是一部反英雄叙事的电影。英雄的行径是拯救，尽管电影的主角陈桂林对处于弱势的女人与小孩存在着天然的怜悯，但拯救她们并不是陈桂林的根本诉求。这名通缉榜上排名第三的恶徒最想要的东西，在一开始就说了出来：我想让世人都能记得住我。

这不是一个黑吃黑的故事，也不是常规为了复仇抑或是利益驱使的窠臼，而是一位亡命之徒纯粹为了自我价值的沉舟折戟。这种动机独特、亦正亦邪的角色，在戏剧上有着天然的魅力。对于这么一个非典型人物，深究他的内心世界，是一个需要耗费极大功力的任务：创作端要仔细考量人物的行为逻辑、挖掘他的出生经历、补全他每一个动作后的动机，然后在影像上举重若轻地呈现出来。这显然也是一项成本，《周处除三害》的主创找到了一个更好的解决途径——以暴制暴，以恶制恶，让上头的爽感包裹观众，扬长避短。

令人惊愕的暴力美学，是《周处除三害》绕不开且最为强势的核心奥义。

这份美学，扑面而来的，是一股极具原始味道的兽性。丛林法则，讲究的就是快准狠。从葬礼上那发直截了当的子弹开始，主角陈桂林便将兽性展现得淋漓尽致，杀伐果断、招招致命。这样一份剥离留白与借位手段的死斗，极具港式风格，是导演最得心应手的看家本事。为了强化那份兽性，导演不惜冒犯观众——令人不适的穿刺、切割等等镜头比比皆是。追逐陈桂林的警察被香炉戳穿了眼睛，追杀二号通缉犯香港仔时陈桂林张口在对方脸上啃噬，鲜血喷涌……看惯常规院线片的观众们极少受到这等刺激，那些痛苦似乎能透过银幕直达肌理。这样一种犯禁式的白描，是主创一定要让观众将电影深深烙在瞳孔里的强烈目的性，如同香港仔在理发店中，拿着刮胡刀片一寸一寸地往陈桂林眉眼上移。

在对痛感反复强调、感官反复刺激后，《周处除三害》的主创开始从身体之痛转向了精神之惑。这是一处结构上更为对仗的处理，以武的方式除掉一害后，再由另一害转向文戏。如果有人并不偏爱刺激打斗的第一场戏，那么来一场稍微带些悬疑的精神洗脑，或许就能补全电影缺失的那一环。从这个角度说，观众其实与迷茫的陈桂林一同，踏入了创作者们精心构建的局，虽然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但架不住情节确实可圈可点。

当头号通缉犯林禄和的邪教本质曝光，顿悟真相的陈桂林持枪来到新心灵舍时，这一场最具讨论度的屠杀场面变得另类起来：不再是电影前半段如同鬼魅一样充满幽绿与猩红的色调，画面不再逼仄肮脏，而是换成了纯白圣洁的舞台，替代尖叫与哭喊的是一首不断循环的圣歌。

恢复血性的陈桂林割草般一枪一个人头，连死亡的来临都只是一声快捷的闷响。

剥离痛感的屠杀，冷静到近乎轻佻，让在前半段畏惧刺痛的观众快速地转换立场，站在了陈桂林的同一个朝向——仿佛自己正拿着枪，射杀那些欺骗过、伤害过自己，麻木不仁、冥顽不灵的喽啰。主创显然预设过观众的观影反应，于是，正义的包裹、无痛的错觉，再加上明亮色调的安全感，让这场杀戮更显快意，情绪的宣泄达到了全片的高潮点。

值得一提的是，陈桂林这么一个充满戏剧魅力的角色，离不开阮经天的精湛演绎。阮经天彻底剥离曾经的偶像剧痕迹，不断突破自我，完成了这么一个极端疯狂却又质朴纯真的角色，身型和眼神都极有型格，狠与柔都令人印象深刻。陈桂林总是在笑，海报里在笑，第一次出场面对小弟的说书时在笑，自首时面对媒体在笑，处刑的最后一刻脸上也浮现出一抹令人心碎的笑。人性的复杂在他身上交织，每一次笑的背后都如冰山一角般拼凑出角色的完整历程。

据说，阮经天被陈桂林这个角色搞崩溃了好几次。但正是这样一份层层叠加的细腻演绎，让陈桂林这个角色形成了独特的符号。

人设与叙事偏工具化的创作缺憾‍‍‍‍‍‍‍‍‍‍‍‍‍‍‍‍‍‍‍‍‍‍‍‍‍‍‍‍‍‍‍‍‍‍‍‍‍‍‍‍‍

独特抢眼的情节可以提升故事性，但是真正能抵达人心的，是情节中人物一路的成长历练、心理变化以及每一处大节点时做下的选择。《周处除三害》在暴力美学与情绪宣泄上下了大注，让天平重重地斜向了强烈形式美感的这一端，而另一端却留下了遗憾——人物塑造上的矛盾之处与主题表达上的稍显薄弱，是这部选题和风格难能可贵、本可更进一步的电影，为不少观众惋惜之处。

在我们看来，《周处除三害》很像是一篇命题作文，陈桂林被动地陷入到情节的节奏中，从想要自首到两场除害到最后伏法，每一步因既定路线而存在，但在这个过程中，陈桂林这个角色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其实很难得出一个答案。

他是求名的，在生命最后几个月的倒数中，想要完成一场绚烂的终局。这其实是一种动人的浪漫主义，带着侠客之道，在他前半生的恶中开出了花朵。但同时，他的动机似乎只是一声口号，时刻迷茫的他，内心动荡，远不如他外表看上去那么安然自若。有一场戏，是陈桂林在关圣帝君面前通过掷筊来寻求指示——这说明陈桂林是无助的、漂泊的，是需要指引的，正因为如此，面对头号通缉犯的新心灵舍，陈桂林才会在瞬间破了防。但正是这个环节，也让陈桂林人设存在一些混乱。

在《世说新语》的原典故中，周处在除掉南山白额虎与长桥下蛟龙后，目睹了乡亲们对自己未死的失落，才蓦然醒悟，改过前非。这是一种精神层面的消灭，第三害在自我诘问中得以收服。转换到电影《周处除三害》之中，被告知生命将尽的极恶通缉犯，在求名、求义的转变后，也当完成一份面对自我的自洽与消解。但在新心灵舍的环节中，短暂驯服陈桂林的原因却只是，直到这一刻，他最想的其实是求生。

诚然，这是一项基于人性的天然本能，却在人物塑造上让陈桂林这个角色打了折扣，让皈依剃发后的他，替人殷勤打饭的行径都谄媚地像个小丑。待到真相揭晓后，血洗新心灵舍的陈桂林，似乎在这一刻迎来了自身的觉醒。那一声声的枪响，可以得到多重解读：被玩弄的他，要给所有胆敢伤害他的、执迷不悟的人一个死的教训；尊者虽然死了，但是恶仍然在延续继承，他必须替天行道、斩草除根；想要除掉三害的他突然顿悟，真正的三害不是具体的三个人，而是贪嗔痴三种恶果，正如电影在英文标题中所暗喻的那样，真正要除掉的是众生心中的三害。

这最后一重解读，在视觉的高潮中，几乎要带着主题价值一并顶破电影原本的上限，却在随后的结尾中落入尘埃。自首的陈桂林喜气洋洋地面对媒体高呼“我叫陈桂林”，一路走来，他又回到了最初求名的状态，似乎什么都没变过；关入牢房后，他忏悔着“我对不起社会”，突如其来的悔过，与消灭前两害的情节一样彼此割裂，成为了一个未能统一的主角。

这或许也正是创作的强目的性带来的双刃剑。笑着高呼“我叫陈桂林”的那一刻，戏剧性能够更强，却强到疏忽掉了主角的成长性，实现的只是一种取巧的借壳和安全的落地。尤其，人物的矛盾不仅仅只发生在陈桂林一人身上，包括警察、小美等等其他角色，也都不同程度上显出了工具化，而模糊了他们个人的弧光。

站在电影作品本身的角度考量，《周处除三害》是有瑕疵的，但更显而易见的现象是，不少影迷们仍然愿意为这部电影摇旗呐喊——这是主创团队强目的化后精准对准的受众，也是电影专注个人化叙事后为之共鸣的群体，更是一部商业作品无可辩驳的成功落地。

只是，当人们围绕着尺度这一逻辑偏爱狂欢时，超出电影本身的话题或许更值得被关注。关于限禁与出格的讨论，或许也将进一步推着一类创作走向常态化。从这个角度看，《周处除三害》更具意义。

THE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