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品 | 虎嗅青年文化组

作者 | 黄瓜汽水

编辑、题图 | 渣渣郡

本文首发于虎嗅年轻内容公众号“那個NG”（ID：huxiu4youth）。在这里，我们呈现当下年轻人的面貌、故事和态度。

当一部国产电影，男女观众“想看”的性别比例为2:8的时候，那么这部电影一定是冒犯了许多中国男性。

在一个工作日的下午，我走进北京朝阳区的一家影院。当《出走的决心》五个字照亮银幕的时候，我看清了观众席上的人。

几位40-50岁之间的女性结伴而来。她们和我一样，都在漆黑的影院里悄悄抹眼泪。

无论那个叫苏敏的女人变成了多出名的网红，再看一遍她的故事，仍然有令人屏息的力量。

因为在苏敏的“出走”背后，是千千万万没能出走的女人。

走出影院，她们不得不继续缓缓沉入琐碎嘈杂的生活之中。

女导演，女编剧，女演员，女主人公。

中国终于有了自己的《64年生的苏敏》。

四年来，苏敏出走的故事，从一块小小的手机屏幕上传遍了整个中国。于是我们都知道了一段维持了30年的无性婚姻，以及一位被丈夫家庭暴力的沉默的普通中国女人。

当女性主创们将“苏敏为何出走”搬上银幕时，女性在婚姻中忍受的那些细密的、如针扎般的痛苦，都被彻底掰开揉碎了呈现在大众面前。

在电影的首映礼上，一位情绪激动的男性观众站起来发言——

“电影把我们男同胞说的脱离实际，如果没有男的，怎么去提供稳定的住所，怎么提供经济来源，甚至没法生育小孩。”

饰演女婿的张本煜没忍住，接了一句“大清已经亡了”。

在这句被骂上热搜的“典男发言”之后，是豆瓣再一次出现的“五星vs一星”之战，女性和男性又一次站到了对立的阵营。

与那些给出好评的人恰恰相反，一部分男性观众咬定这是一部辱男仇男的电影，故意用一位极恶的丈夫和可怜的妻子制造性别对立。

但幽默的是，导演已经非常温和地删掉了现实中苏敏丈夫家暴的情节，对丈夫进行了一定程度上的美化。

这些性别纷争不是吸引我买下一张电影票的原因。真正把我推向电影院的，是一位观众写下的一句评价：姜武不行，应该让我爸来演，我爸演能拿金鸡。

对于千千万万目睹中国式不幸婚姻的孩子来说，观看这部电影就是一场巨大的创伤应激发作。

没有人比东亚女儿们更懂，什么叫做“父权平庸的恶”，它渗透在日常生活里，漂浮在锅碗瓢盆之间。

在《出走的决心》里，苏敏的名字变成了“李红”，这是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60后女性代号。她可能是任何一个人的女儿、妻子、母亲，唯独不是她自己。

李红和许多中年女性一样，睁开眼就被溺毙在无穷无尽的家务中。她不断地做饭洗碗、打扫卫生、洗衣服晾衣服，完成数不尽的隐形家务。

她的丈夫孙大勇，是千万个中国男性的浓缩精华。

他只需要在厨房的窗户上用力敲两下，就能使唤李红拿来一碟醋。这个冷漠粗鲁的动作是姜武特地设计的，在电影一开头，就让人猝不及防地感受到父权令人不安的侵略性。

当李红因为打扫卫生连腰都无法直起来的时候，丈夫正对着墙打乒乓球打得起劲。等十几个球打落一地之后，丈夫把球拍随手一扔，李红紧接着便蹲下来满地捡球。在家里，丈夫抽烟甚至不需要烟灰缸，烟灰随手弹在地上，李红只会默默打扫干净。

她的动作吃力且麻木，每一次弯腰，都能让人头皮发紧。演员咏梅为角色特地设计了一个细节，就是在脖子上搭着一条旧毛巾，因为更年期的女性更容易出汗潮热，也往往是这个年纪的女性，困在闷热的厨房里，一待就是几个小时。

主创团队按照苏敏在郑州生活过的那个老破小，还原搭建了这个狭小房屋的场景。而这个连活动都受限的地方，就是困住苏敏三十多年的监狱。

丈夫对李红的控制、侮辱、贬低、语言暴力渗透在日常生活的每一道缝隙中。

钓回来的鱼应该红烧还是炖汤，面条应该做西红柿还是茄子卤，衣服该穿什么颜色——李红连呼吸都是错的，她的一举一动，都会被丈夫的语言尖刀戳翻血肉。

一个是困在窗户网格里的女人，一切活动都围绕着家务。另一个是坐在椅子上悠然自得的丈夫，除了发号施令和评价女人，其余什么都不用做。

这些无声的对比，来源于我们亲眼目睹的现实生活。

当女儿晓雪诞下双胞胎之后，李红最黑暗的时刻到来了——她要带两个外孙子。

丈夫只需要探过头来，对忙得焦头烂额的李红撂下一句“不能用纸尿裤，必须用尿布”之后，便可以拿着鱼竿潇洒地离开。在丈夫钓鱼休闲的时候，李红在厕所蹲着，用手洗那些永远洗不完的尿布。

当她有任何不满的时候，丈夫都会用一句“我是男人”来打压她。

当李红想去成都参加同学会的时候，丈夫骂她“不明事理”“没格局”。他的手指一边夹着香烟，一边凶狠地指在李红的额头前，烟灰弹落在女人的头发上。

但事理和格局是谁来界定的，当然是背着双手剥削妻子劳动力的丈夫。明事理是什么？是不能对夫权产生任何忤逆与质疑。不明事理是什么？是你作为女人，竟然有了自我意志。

当李红帮女儿带完孩子，获得一个手机作为回报的时候，丈夫在旁边阴阳怪气地冷暴力“你图啥你自己心里清楚”。

一句没头没尾的话，让李红终于崩溃了。

她拿起一把剪刀，一边质问丈夫“我到底图啥”，一边把刀尖扎向胸口。其实丈夫的这句质问，只不过是煤气灯效应的一环罢了，因为重要的并不是事实，而是在心理上侮辱和击垮对方，这种习惯性打压的语言，其实并没有什么真正的逻辑。

这一片段也取自苏敏的真实经历。

在丈夫长期的PUA下，她得了抑郁症，在一次激烈的语言暴力之后，苏敏用割腕自证清白，血流了满地。她的胸口也有一道疤痕，如今看上去仍然触目惊心。上野千鹤子用“卡桑德拉综合征”指代那些长期处于情感虐待关系中的女性，她们的感受和意见经常被伴侣否定或忽视，导致她们处于无助和绝望的状态中。

李红就这样活在丈夫的服从性测试之下。

电影中有一个很巧妙的细节，是“杀鱼”。

丈夫喜欢钓鱼，要她杀鱼，李红不敢，丈夫一边斥责她“装什么大小姐”“矫情”，一边扯着她的胳膊强迫她杀鱼。

这种缺乏共情能力的冷漠NPD人格（自恋型人格障碍），其实在他们的婚姻早期就出现端倪。

年轻刚结婚的时候，丈夫就开始用“AA制”在经济上辖制妻子。无论柴米油盐，李红花出去的每分钱都被记录在案。拎着重物的李红永远淋在雨里，丈夫不会把伞偏向她，甚至只是自己打伞。

婆家来亲戚的时候，丈夫少不了在饭桌上卖弄自己的夫权。他拒绝让亲戚用烟灰缸，坚持让他们把烟灰弹在地上。问就是“谁家老娘们不伺候老爷们”，问就是女性只不过是男性的一个免费保姆，是酒桌上用来展演男子气概的手把件。

就连李红的抑郁症，在丈夫看来也是她无病呻吟，自己作的。有意思的是，从睁眼就开始做家务的李红，在酱油瓶子倒了都不扶的丈夫嘴里，永远是一个“懒”人。她的动作只要停下来，就会被呵斥“太懒了”“你比别人多干了啥”“所有女人都得伺候男人”。

丈夫是发自内心认为，自己的一切言行都没有造成任何实质上的伤害。而作为长期精神被害的另一方，几乎已经走向生命的绝路。

这部所谓的“辱男”电影中的男性角色也有一番深意。

据说丈夫孙大勇的角色没人敢接，最后只有姜武接下来了。至于为什么没人敢演这样的角色，我们心知肚明。

然而，这个在许多男性观众看来矫枉过正的角色，已经比现实原型软化了许多。

东亚女儿们应该深有感触，一个性格如此扭曲的父亲和丈夫，大概率对女儿也是冷漠的。因为父权带给男性的神秘魔力，完全可以碾压父爱这种人工产物。

而女婿徐晓阳，相比于孙大勇赤裸裸的语言暴力，更像是裹着糖衣炮弹的陷阱。演员张本煜自己分析，他其实是一个非常鸡贼的男性角色。

他们可以在表面上顺从妻子，等到育儿负担真的从天而降时，女性又一次变成了“被牺牲的人”，育儿任务是女人的天然责任。

无论是母亲李红还是女儿晓雪，在巨大的结构性不公面前，都是被吃干抹净的弱者，母职惩罚就是悬在头顶的斧子，迟早要砸下来。

在影片结尾，响起了一首歌，叫《夏日的最后一朵玫瑰》。

李红穿着那身一直没机会的红裙子，迎着日光驾驶她的车。

当李红开着车闯出家门的时候，苏敏的故事才刚刚开始。

2020年9月24日，那个名叫苏敏的女人走出家门，驾驶她的白色大众Polo上路了。

她身上带了一万块钱，从郑州出发，沿着310国道，向成都方向开去。走到小浪底的时候，她第一次搭起了帐篷，煮了一锅西红柿鸡蛋面。

这是苏敏走向自由的开端。

在56岁的年纪，她住在车顶的帐篷里，需要手脚并用从梯子爬上去。

比起在所谓的“家”里忍受长达三十年的家庭暴力和精神控制，一顶帐篷已经是苏敏能够拥有的最广阔的天地。

这台大众是苏敏为自己攒出的第一个自己的家。她自己拿出一万元积蓄，女儿补贴了三万元，凑齐了首付，靠苏敏的退休金和超市工资，分期两年还完车贷。

一开始，她只是想去成都找老同学玩，后来她加入了一个房车队伍。她学会了户外自驾游的所有必备技能，找露营地，看导航，找更省钱的路，在户外做饭，找合适的地方洗澡洗衣服。

后来，一则偶然的自拍视频让她走红全网，如潮水般的媒体找到苏敏采访。

她讲过许多次独自一人在野外的危险。有一次，手机没信号，开进了一个露营地，她看到亮着灯的房子，结果推开门空无一人，只有一张大圆桌和几把椅子。她害怕得倒退着把门带上，用手背着把车门拉开开始往外走，凭借记忆顺着原路返回。

这是许多和苏敏同龄的中年女性都不会拥有的生命体验。她们困在广场舞，带孙辈，买菜做饭的路上。在苏敏的评论区里，能看到太多中年女性的羡慕与叹息。

在电影里，我们看到了80年代、90年代和2019年的李红和苏敏。

沿着这条脉络，我们还能看到千千万万60后出生的女性的人生轨迹。

为了让弟弟上学，苏敏放弃了考大学的机会，进入化肥厂工作。结果人在壮年，就赶上了下岗潮，被时代的一粒土砸个正着。

电影里的李红质问母亲：凭啥当初不让自己考大学，凭啥一切都要为了弟弟让步。母亲只回答了一句话：小时候，弟弟吃馒头，自己吃窝头，但是没有一句怨言。

所有撕心裂肺的“凭什么”，往上追溯，是一代代女儿们不被重视的代际创伤。

就像年轻的小李红慌不择路跳入婚姻的陷阱，动机也只是想从原生家庭逃离。当李红拿到结婚证搬进职工宿舍的时候，她天真地以为自己迎来的是新天地。

这部电影之所以宝贵，在于主创并没有把李红/苏敏的不幸一股脑推给包办婚姻。反而让所有人看到，即便是自己选择的恋爱与婚姻，也不一定能带来自由。在结构性不平等的情况下，女性很难真正拥有主体性。

在婚前看上去老实本分的人，婚后往往会现出原形，因为权力的黑手逐渐浮出水面。上野千鹤子曾经描述过这种转变：“在婚前，他们不会那样对待自己的伴侣。等结了婚，开始共度日常生活，妻子才会惊愕地发现丈夫的怪癖和异常”。

下岗后没有工作的苏敏，只能手心朝上向丈夫要生活费。丈夫就像电影里演绎得一样，将她的每一笔花销精细到一毫一厘。

苏敏不能忍受这种侮辱，选择自己打工。她先后进过工地，做过裁缝，扫过马路，送过报纸，最后在超市做促销。

他们在经济上贯彻AA制，在情感上也毫无交流。

许多年前，夫妻就已经分床睡了。女儿在外地上学的时候，他们一人一间房，女儿回来了，他们就睡上下铺，像宿舍一样。

吃饭也要将就丈夫的口味来。

苏敏曾经告诉媒体，出来这几年，第一个实现的就是“辣椒自由”，因为在郑州的家里，丈夫从来都不允许苏敏做辣味的食物。

于是我们在苏敏的视频里能看到许多辣椒。辣椒炒肉堆在盘子里冒出一个尖尖，淋漓的红油蘸在米饭上——这个女人几乎是在报复性地吃辣椒，似乎吃得越辣，就离曾经的生活越远。

女儿杜晓阳当然劝过母亲离婚。

但苏敏当时拒绝了：“爸妈要是离婚了，恐怕对你以后找对象有影响”，这是许多东亚女儿都听过的一句熟悉的话。

在杜晓阳眼里，父亲是PUA母亲的高手：“他心情不好，我妈就有压力，就觉得她做好饭了，多干点活，她能得一个好脸色。”

当然，和许多家暴的男性一样，父亲对外是一个极和气的人，对谁都很善良。父亲在外面受气后，母亲就是唯一一个能让他找回男子气概的发泄对象，一个精神上的化粪池。

而另一边，母女的女性联盟其实也并非想象中牢不可破。

在电影里，女儿支持母亲学车、买车、出去旅游，一旦涉及个人利益的时候，女儿还是会把母亲拉扯回来。电影中李红两次没能出走，都是因为女儿的缘故。最后我们发现，在家庭的内嵌式权力结构当中，母亲永远是最底部的可被牺牲的一环。压垮母亲的最后一根稻草，也是女儿在不自觉中站在了剥削母亲的男性一边。

网络上常常调侃，如果生了三胎，最累的是奶奶或者姥姥，每天两眼一睁就是“我怎么还不死”。在这句玩笑话背后，是那些真正被迫承担育儿责任与家庭任务的中年女性们，她们被社会赋予“天然的照护责任”，哪怕与此同时，丈夫可能在享受静谧的钓鱼时光。

苏敏就是在这样一种孤立无援的情况下选择出走。她的出走一开始并不是主动的，而是被抑郁与生活彻底逼向绝境。

《纽约时报》称苏敏为中国的女权主义icon，可她似乎从来都没有接受过这个称号。

她的经纪人，也是她的女婿刘伟伟告诉媒体，他们并不想渲染关于女权主义的元素，因为这个词在当下的中国社会不算褒义词。

苏敏也不喜欢《82年的金智英》这部电影，因为她不理解女主角的抑郁。和大多数信奉实用主义的中国母亲一样，她认为金智英没必要作，她的抑郁也没有意义：

“你凭什么拿她和我来相比？她老公对她那么好，生怕她受到伤害，这样的人跟你在一起多幸福。她有什么理由去抑郁，她有什么理由？”

苏敏无法理解金智英，是因为她三十年来受的苦太具体，太庞大。

她的丈夫杜周城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人？

在苏敏出走的这四年里，丈夫只给苏敏打过两次电话。一次是因为苏敏停车挡住了别人，对方按照留下的号码打到了郑州的丈夫那里，还有一次是为了81元的ETC高速收费，

所以我们在电影开头看到了，李红从车上走出来，第一件事就是拔掉了丈夫的ETC卡，丢进山野之中。

导演尹丽川去郑州见过苏敏的丈夫，和想象中不同，这是一个体面客气的男人，甚至愿意和主创团队见面吃饭：“他知道我们要拍电影，但我们没有谈论这件事，只是聊了他的人生经历。他给我们看了他年轻时的照片，讲他的原生家庭。”后来导演得知，丈夫从小也是父母棍棒下打出来的，他从来都没有习得爱人的能力，当然也感知不到苏敏遭受的痛苦。

极昼实验室也采访过苏敏的丈夫。他在物理层面上远离了已经出名的妻子，只是偶尔用手机搜索苏敏的账号看看她又开去了哪里。他面对记者，坦然承认了自己家暴的事实，“有时候吵烦了，她一顶嘴，我容易控制不住”。但他确实认为家暴不算什么大事，因为自己从小就是在暴力环境下长大的，“在家里哪有不‘叮咣’的？”

由于他从来都不会说好听的话，所以在社会上没有什么成就，在家里也经常用带刺儿的话伤害妻子和女儿，但碍于面子，这辈子没有给妻女道过一次歉。

最讽刺的是，这段差点杀死苏敏的婚姻，在丈夫看来却挺完美的，甚至算是实现了人生目标：“我那时候比较羡慕的就是能在郑州买一套房子，再开一个大卡车，这些东西最后总体来说都算实现了，我的目标就这些。”

在苏敏最近更新的视频里，我们终于看到了这个神秘且著名的丈夫。

丈夫一开门，就对着许久未回家的苏敏阴阳怪气：“你还知道回来？混不下去了是不是回来了？”两个人说了几句话之后，丈夫当着外人的面在厨房摔了碗，气氛压抑到极点。

苏敏回忆起那些年自己遭受过的家暴。有一次两人拌嘴，丈夫一耳光向苏敏抽过来。还有一次大年初四，苏敏去叫打牌的丈夫回来吃饺子，丈夫觉得丢面子，把苏敏的脸打得黑青。

听完这些，丈夫竟然笑嘻嘻地回答：“有这回事吗？我怎么不知道？”

苏敏对着镜头控诉，丈夫每次家暴她都是笑着打，外人看了以为在开玩笑，实际上都是下了死手。只要一吵架，丈夫就嚷着让她滚出去，要“退回恁娘家”。

丈夫把一切温良恭俭让都留给了家门外的人。邻居姑娘说想要喝茶，他马上回家烧好水给人家送过去。苏敏听到街坊们都在议论，说了丈夫几句，对方听完便一脚踹过来。

这些细碎痛苦的过往，让苏敏几乎又一次在镜头前崩溃了，但丈夫仍然嬉皮笑脸地看着她。他告诉苏敏，自己到现在也没找小三，没出轨，“非常自豪”。

这次离婚谈判的结果是50万，原因是丈夫看到苏敏的自媒体账号赚钱了，他要分一杯羹，他甚至还想拥有苏敏账号的50%所有权。

“我在你家洗洗涮涮干了几十年，再倒找你50万？我这是啥呀？”苏敏说着河南方言，在视频里不断质问着，但每一句话说出去，都像打在了棉花上一样无力。

经过多次协商，“赎身费”最后砍到了16万。

在苏敏密密麻麻的视频作品里，这段视频是最特殊的。那个出走成功的“夏日的最后一朵玫瑰”，只要靠近曾经的牢笼，便会立刻枯萎。

好在苏敏现在终于用上了自己的ETC，关联的是她的支付宝，她不用再为了省钱绕开国道了。

苏敏火了之后，频繁地直播，出席活动，接受采访。

迪士尼副总带她坐了“飞跃地平线”，女性主创团队为她改编电影，她和许多名人进行过对谈。她化上妆，在许多著名景点拍了写真照。她在西双版纳看了热带风景，在洱海边夜游，在重庆看魔幻山城，在拉萨看日照金山，甚至还学会了冲浪板。粉丝量上涨的这四年，不断有人在祖国各地的路上认出她来。

她的视频也摆脱了最早的原始画质，现在的苏敏能够操作GoPro相机，还会操作无人机，所以她的视频里会出现许多航拍的画面。

她从来没有避讳过出名这件事，因为赚钱是她获得自由的主要途径，自由并不是从天而降的。她向记者坦白，自己努力地接商务，就是为了以后不用看任何人的脸色。

她终于过上了更好的生活。在2022年3月，她拿到了梦寐以求的房车钥匙。

这辆房车在她的打理下异常整洁干净，桌面上一直摆着鲜花，让人想到电影里的李红，执着地拥有着一个朴素的玻璃花瓶，哪怕只能在里面插着塑料花，也代表她的生命力没有彻底屈服。

在视频里她高兴地宣布：“（家里）有很多东西不属于我，很多东西都没有我的名字，但是这个终于可以冠上我的名字了。”

苏敏是幸运的。那条自述视频是她命运的转折点。

但在苏敏背后，还有无数个没有走出厨房的女人。她们或许稀里糊涂地过完了一生，或许也时常有愤怒和悲伤，但又会迅速安慰自己，路就这么一条，女人无非就是这么一种活法。

和这部电影形成对照的是，一位妈妈在小红书上抱怨，电影的排片时间根本没考虑全职主妇。她们的一天都被接送孩子、做饭洗碗、辅导作业、哄孩子睡觉占据，连两个小时也无法挤出来。

在评论区里，一位网友问她：孩子爸呢？

她回答：打游戏。

这部电影之所以是一部恐怖片，就在于孙大勇的台词，几乎是许多人的父辈挂在嘴上的话。

衣服要用手洗，地板不能用吸尘器，饭菜咸了淡了都不行。

在《出走的决心》上映之后，密密麻麻的影评构成了一堵哭墙。

那些目睹母亲悲惨命运的东亚女儿们，替这些沉默的女人们书写愤懑。

她们目睹了爷爷的拳头，父亲的青筋，以及女人们忍气吞声，不敢对父权暴力说“不”字的样子。

她们闭着眼睛结婚生子，沉默而稀里糊涂地活着，在旷日持久的暴力下精神抑郁，没有任何人告诉她们，其实你也有离开的权利。

最可怕的，是母亲们的不幸婚姻仍然没有给她足够的教训。

那个几十年从来不做任何家务，吃完饭就躺在沙发上嗑瓜子的父亲，只不过因为“没出轨没家暴”，就能被誉为百公里以内的模范男人。一个人只是做到了作为丈夫的底线，却仍然要被大加赞颂，这就是父权社会的魅力时刻。

她们仍然坚信，自己的不幸只是“运气问题”，她们更加相信，女儿一定比自己的运气好，能找到一个完美的男人，一个绝对安全的托付对象。

一位小红书网友现身说法。她满怀期待地带着母亲走进影院，结果妈妈中途就睡着了。妈妈看完之后的心得是，还好自己的丈夫没有电影里那么过分。甚至最后还感慨，这部电影“让女孩子更不想结婚”，当天晚上就在群里发了一条催婚的短视频。

可怕的不是苏敏的故事，可怕的是这些处于结构性暴力中的女人们，仍然看不清自己面临怎样的处境，仍然急切地想要将下一代女性继续推入火炉里。

与其说是母亲和女儿，更像是一个“隐形的婆婆替身”和“完美妻子培训员”。

鲁豫在电影映后说了一段很有意义的话——

“女性不仅是一种性别，更是一种处境。身为女性，不论你身处什么年代背景，你的经历终究会将你推向女性主义者”。

一部电影改变不了任何事。但一部电影也可能改变一些事。

1879年，娜拉说：“首先我是一个人，跟你一样的一个人——至少我要学做一个人。”

2024年，李红说：“我也想有我自己的事情，我跟你们是一样的。”

直面痛苦，然后去觉醒，这就是女性主义的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