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抵制杨笠”到《再见爱人》，如何看待愤怒背后的三组理由？

从“抵制杨笠”到《再见爱人》，如何看待愤怒背后的三组理由？-风君小屋帮我吧

作者：郭兆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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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计划联合创始人，毕业于清华大学和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Tedx演讲嘉宾，腾讯、清华等特邀培训师，曾任职21世纪教育研究院、高盛集团，深耕教育创新领域10年，《学会提问》导读专家，专业培养儿童和成人的理性思考、批判性思考能力。

我问一位男性，“你会感到被杨笠的段子冒犯吗？”

“还好，我就是觉得不太好笑。”

不好笑，我完全可以理解。对一段表演，不同的人完全可以有不同的感受。

但杨笠的表演激发起如此广泛的愤怒，本是让我有所困惑的。

脱口秀中本来就充满了“冒犯”。冒犯甲方，冒犯富人，冒犯老板，冒犯精英——似乎都没有引发广泛的愤怒和抵制，为什么冒犯男性，就会让不少男人感到愤怒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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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当脱口秀演员去“冒犯”那些更强势的群体时，ta得到了观众作为乙方、打工人、工薪阶层强烈的共鸣；杨笠的段子虽然得到很多女性的共鸣，但很多男性并不认可他们是一个更强势的特权群体，不认为女性是这个社会中受到压制、剥夺的“弱势群体”，不认为性别不平等真的普遍存在并真的在造成一系列问题。

对这些“不认为”，作为一个女性主义者，我可以有无数的例子、数据来回应。当下正在热播的综艺《再见爱人》，其实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现成的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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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艺《再见爱人》第四季/

离婚综艺《再见爱人》第四季刚开播，黄圣依和杨子上了热搜。我以前写过分析、的文章，在我看来，4季共12对嘉宾，多数的模式非常相似，女性提出想离婚（例外是艾威、李行亮和刘毅），核心冲突几乎都与性别不平等直接相关。

第一类，男嘉宾控制欲强，喜欢说教、替女方做主或限制女方的言行，贬低女方，女嘉宾容易陷入自我怀疑，感受越来越糟，情感和需求得不到基本的尊重。第四季杨子和黄圣依，第一季王秋雨和朱雅琼，第三季纪焕博和王诗晴都很典型，有此倾向但稍微好些的是第二季艾威和Lisa。

第二类，男嘉宾受传统男性气质的影响，容易冷漠（王秋雨、第二季宋宁峰）或愤怒（第一季KK），好面子，内心渴望被崇拜（KK，第一季章贺），所以很难沟通，难以换位思考，或者难以表达自己。

第三类，男嘉宾受传统性别分工的影响，一方面被妻子的独立和能力吸引，另一方面又希望妻子遵循传统，生孩子、做家务、照顾孩子、给自己面子、顺从。夫妻可能对分工无法达成共识，男嘉宾担不起或不愿担自己那部分责任，尤其是育儿或家务的责任，有的也包括经济责任，女嘉宾会感到自己承担了太多，不堪重负。又或者夫妻表面达成了共识，但妻子会感到实非自愿，或感到不被看见、价值感低。例如第三季刘毅和傅首尔、张硕和王睡睡，第四季刘爽和葛夕、麦林和李行亮，第二季苏诗丁和卢歌。

好吧，12对都谈到了。

当然，不是说女嘉宾在婚姻中是完美的，每位女性也都有自己的课题。但在性别不平等这个结构性问题之下，如果有更多权力、受益更多的男方不愿意作出改变，那关系很难不破裂，即使不破裂，质量往往也不高。

上面这三类情况，在现实生活中非常常见，这也是这个离婚综艺非常火爆的原因之一。

所以说，男性的很多痛苦，恰恰也与性别问题有关。依然想要拥有婚恋关系的男性，或是对传统性别气质或传统分工感到不适的男性，或是在“雄竞”中不占明显优势的普通男性，也很可能感到痛。（逻辑提示，并不是说“感到痛的都是’雄竞’的失败者”。）

如果性别更平等，男性也会成为受益者，拥有更多元的选择，减少经济的压力，和伴侣建立更好的关系，能表达自己的脆弱、恐惧和需要，减少挫败感和孤独感。

很多人可能依然会反驳，综艺里的女嘉宾，很多经济能力挺强。但现实中，很多女性既要求男性婚前加名买房、赚钱养家，又要求男性做家务育儿，是典型的既要又要。

在经济方面，男性确实普遍承受更大的压力，尤其是90后的男性，似乎成为抵制杨笠的主体。这一代年轻人，赶上高企的房价、增高的失业率、下行的经济、激烈变化和内卷的社会、权利意识觉醒的女性，要能承受住经济的压力，又找到对自己满意的女性伴侣，是非常不容易的。

平等意味着，男性也可以提出经济上平等的诉求，男性的压力会更少，也会从性别平等中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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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艺《再见爱人》第四季/

但是，事情更加复杂。

有一些看似是女性得到的利益，更可能是女性在漫长的抗争中争取到的一些“补偿”。例如因为性别不平等，女性结婚生育后往往承担更多家务和育儿责任，这本身就容易影响工作的投入，而职场又存在普遍的性别歧视，包括招聘歧视、同工不同酬、女性晋升天花板、性骚扰等，男性的经济投入就成为对家庭和女性的保障。

但这依然是基于不平等。

要打破这种不平等，突破口并不应该是要求女性先做出改变。女性主动放弃“补偿”，并不能换来平等。因为女性一旦进入婚姻，生育后代，如果大环境和男性不改变，女性的选择依然非常非常有限。

要根本解决这个问题，当然需要整个社会为男性和女性提供同等的职业机会，对家庭提供更多支持和保障，这也正是很多女性主义者的诉求。

在这些实现之前，在关系中，选择权依然主要掌握在拥有更多权力和资源的男性手中。例如一位男性可以共担家务，平等尊重和支持女性的职业需求和主体性，共担育儿责任，在此基础上，也可以提出经济共担的期望，这样的话，找到合适伴侣的几率，总比“既不共担家务育儿，又要求女方共担经济”的几率要大得多。

退一步说，确实有的女性采用双重标准，既要又要，可能她们的一部分诉求是不合理的。逻辑学上有个思维谬误，叫“你错我也错”，不能因为你犯了错，就证明我的错误也是正当的；另一个思维谬误，叫“以偏概全”，不能因为部分女性的诉求不合理，推断出“多数女性要求平等权利的诉求是不合理的”。

在追求男女平等的道路上，很多女性和男性都还不能完全理解何谓平等，我们都需要一起学习。这意味着，人与人之间需要很多的对话、说服、倾听、学习和反思。

至此，我列举了一点亲密关系中的例子。而性别不平等在多个领域广泛存在：女性有着更少受教育机会（尤其在农村）、更少的管理权（管理层女性比例低）、遭受更多职业歧视（同工不同酬、晋升难、招聘歧视等）、更多性别暴力（性骚扰、家庭暴力、性侵受害者更多为女性）、性别刻板印象（顺从、美丽）、家务分配不公（更多承担育儿、家务）、自主权被剥夺（生育权受限、话语和选择受限、被说教或训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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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人对杨笠感到愤怒的另一个原因，可能是觉得她激发了性别对立。

杨笠的话，确实成为一些女性表达的工具。

不过性别的冲突，不是杨笠造成的，而是长期不平等的现状决定的，是女性的权利意识提升和男性的经济压力增加等因素决定的。

女性权利意识的觉醒是大势所趋，这和女性整体的经济、能力、智识、选择提升有关，和经济结构的变化有关，和世界文明和科技的发展有关，也和女性长期、普遍遭受着某种程度的不公有关。女性对男性的依赖减少了，甚至不存在了，必然会要求拥有相同的权利，被平等对待。

而当某些男性被要求作出改变，被要求放弃一部分既得利益，这种需求本身，可能就会造成冲突，无论人们用什么样的话语去表达。

很多人不再考虑脱口秀的特殊性——调侃现象、调侃权力上位的群体，带给人幽默和反思。杨笠，可能是出现在风口上的一个靶子。从数据来看，全球范围内，年轻一代的性别冲突，比父母辈更大，这也很能说明问题。

也有很多人说，“我们可以谈不平等现象，但不要说什么男人、女人，说人就好。”但我们真的能在推动性别平等的同时，不谈论男性和女性吗？就像我们真的能在减少贫困的同时，不谈论阶层分化或固化的问题吗？如果所有的讨论都走向“人”的权利，去掉性别、阶层等其他维度，那很多复杂的讨论会被消解掉，很多诉求根本无从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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