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6》的群像之特别,不仅在于它足够有生活质感,能够将病房之中人们的生活细密铺陈开来,更在于它将孩子之间的联结串成扎实的群像,不刻意去煽情,不怀揣技巧和鸡贼的审视。同样的,还在于导演本身的创作态度和自我表达,是夹杂了自我在低谷期的思考与自省的,因而显得格外真诚与可贵。
作者:条形码
编辑:蓝二
版式:王威
最近一周社会对沙白安乐死事件的热议,让我们再一次感受到,人们对于死亡既有本能的惧怕,又有本能的求索。
弗洛伊德认为,每一个拥有意识的个体都本能地背负着一对注定相互对立的欲望,即生存的意志及其反面。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如果安乐死是个体自主放弃生的可能,那么以癌症儿童为主角、讲述癌症的电影《816》,则刚好与之相反,它所讲述的,是人如何抵挡对于病痛的恐惧,如何让生存的意志敌过死欲。
《816》由《海角七号》、《赛德克·巴莱》的导演魏德圣执导,截至目前,豆瓣评分8.0,口碑还在稳定发酵中。但在这部电影市场排片近乎消迹的当下,再来讨论这部电影,是否还有意义?
事实上,对于癌症电影,我们似乎总会带着既定的情绪预设,默认它会遵循“刻意渲染,强行催泪”的套路,而在看过《816》后,更多观众的感受则是,它是一部拥有着“非标”调性的癌症片。
《816》没有强调癌症对普通个体和家庭的重锤和磋磨,而是做扎实的群像戏,放大六个主角家庭在各自生活中所遇到的小确幸,同时降低失去生命这一悲恸事实的信噪比。在癌症之外,日常的温情才是这部电影真正对焦的事物。
更为重要的是,全片实则都在密集呈现患癌儿童对于“生”与“死”的思考和感悟,但又不是纯粹情绪式的输出。比起模式化的癌症片里普遍存在的强情绪渲染,《816》反其道而行,让观众产生了更为真实的共情和触动,也从而让立意进阶,以死亡衬新生,最终,一种强烈的“求生”情绪让电影的落点更加有力。
当一部讲癌症的电影做起群像
《816》片名的出处,来自一间病房的房号,片名即是点睛,它简明扼要告知观众,影片是一出群像戏,是关于这间病房中的儿癌患者、家人以及主治医生之间,因病痛而牵引出的喜怒哀乐。
它讲癌症,却又不局限于癌症,甚至于一口气将摄像头对准了六个患癌家庭,二十余位角色。但剧情却并不显杂乱无序,而是自然而然让观众进入故事,进入816病房的日常之中。
导演以源源这一角色作为最核心的主视角,由她进入病房开始,故事徐徐推进。六个家庭之间,从互不相熟,甚至因贫富差距和宗教问题针锋相对,再到彼此帮扶安慰,看似平淡的日常却因为癌症片的背景而显得翔实和生动,也让观众摆脱了原本的情绪预设,意识到患癌儿童和家人作为“正常人”的那一面。
当然,《816》的群像戏并非只延宕在病房的日常之内,在导演设计的平行“抗癌”世界里,六位患癌儿童同样集聚在一起,共同抵抗病魔,这种群像设计将孩子们之间萌动的友情、爱情等情愫,刻画得淋漓尽致。值得一提的是,魏德圣在这里并未同其他同类作品一样,将镜头聚焦孩子们的痛苦,而是以动画来展现孩子与病魔之间的抗争,以热血“打怪”的风格,中和了故事本身的悲情基底,充满童趣轻盈的调性。
童趣是《816》最为特别之处,导演在电影中放大了患癌儿童的天真和童心。影片中,孩子们在得知是延去世后,第一反应则是要把他心爱的东西烧给他,“死亡”在孩子们眼里此刻是轻巧的羽毛。
同时,这样的处理手法实际上所收获的情绪浓度则更为强烈,就像在侵害戏中,镜头一味对准受害者反倒让观众感到恶心与惊惧,而将镜头对准施暴者,反倒能够让观众直面恶的本源。
实际上,魏德圣在执导这部电影时,最初的心境起始非常简单,在采访中,他大胆自陈,几年以前,他当时正在进行中的项目,因为各种客观原因进展缓慢,彼时的他因为项目和疫情等影响,心情变得十分低落,他迫切地想要走出来,“我需要讲一个故事来释放我的负能量”。
在这样的至暗时刻,他想起了这个二十多年前偶然听到的故事,以原本的故事作为原型素材,魏德圣很快开始创作。而在创作过程中,他始终非常清楚自己的核心表达:用这部电影来消解观众以及自己的负面情绪。
作为台湾的新生代导演,魏德圣对于民族史诗以及失意颓丧的小人物一直情有独钟,《赛德克·巴莱》讲述凡人英雄,《海角七号》剖陈小人物的命运,讲述患癌儿童的群像故事,对于他而言,既是新的尝试,亦是一次挑战。
从这个角度上来说,《816》的群像之特别,不仅在于它足够有生活质感,能够将病房之中人们的生活细密铺陈开来,更在于它将孩子之间的联结串成扎实的群像,不刻意去煽情,不怀揣技巧和鸡贼的审视。同样的,还在于导演本身的创作态度和自我表达,是夹杂了自我在低谷期的思考与自省的,因而显得格外真诚与可贵。
癌症片的情绪“软着陆”
无论在华语电影,还是世界电影史上,讲述患癌的电影作品,并不算是冷门题材,近的有《送你一朵小红花》、《小伟》等华语片,远的也有《遗愿清单》、《星运里的错》以及《我和厄尔以及将死的女孩》等外语片。而这些电影的侧重点自然各有不同,《816》所展现出的特别之处在于,它有耐心,它不浮躁。
这种耐心首先体现在对于强煽情叙事的回避,在观看《816》的过程中,观众几乎不会预判到之后的剧情,因为它并不套路化,在源源向大杉告白失败时,原本以为她下一秒就会落泪,没想到的是,剧情峰回路转,源源的一句“渣男”,让观众在捧腹大笑的同时,也让人们对她的性格有了更为立体的认知,有了这样灵动的人物设计,观众自然会为源源最终的离世而感到揪心和痛苦。不走模板化剧情,而是让观众爱上电影中的人物,这种不浮躁的态度在当下便显得尤为可贵。
其次,它给予观众思考和延宕的空间,因为观众的情绪并不是精密的仪器,能够被计算、被掌控。所以它适时留白,让一些预料之中会提升情绪浓度的时刻被轻轻揭过。
比如,在是延去世后,他的父母回病房收拾遗物,此时,他们的情绪是被剥离出身体的,麻木成为了他们的最后一层伪装。而直到是延母亲不小心掉落东西,整个病房其他人拉开帷幔时,这一刻,是延的父母再也控制不住。这样放空的剧情推延,反倒调动了观众的情绪,让人们在无意识中与角色共情。
苏珊桑塔格在《疾病的隐喻》中其实有过对于癌症的隐喻的阐释,癌症常被看作是一种道德上的疾病,这种隐喻导致了对癌症患者的歧视和污名化,使他们在社会中处于不利地位。癌症的隐喻不仅仅是对疾病本身的描述,更是一种道德评判和社会态度的体现,这种隐喻在社会中形成了一种压力,使得患者感到羞耻和绝望。
而当我们代入这样的观点时,不禁会思考,魏德胜的《816》,其实恰恰做到了将癌症“去病化”,将患癌儿童“健全化”,不以癌症对人的侵蚀为主要的表达,而聚焦于人本身的抗争和更为豁达的死亡观。
观众的情绪不再聚焦于病痛和弥漫在患癌家庭中的苦难,而是由中心缓缓向四周荡开,从痛苦和难过转化成对生灵的敬佩,这种情绪的“软着陆”,在情绪成为一种热门“疗法”的当下,无疑有着关键的一席之地。它让我们意识到,情绪并非只能是沉重与苦痛的,它还能够传递给我们更为昂扬的一面。
THE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