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隔多月,63岁的陈冲结束了新片的拍摄,回到了位于旧金山的家中。
已是10月初,旧金山却仍徘徊在暑气的尾巴上。傍晚五点,她化了淡妆,头发梳成背头,在书房接起了我打来的视频电话。她背后是书籍满目的书架,正对着一扇明亮窗户,阳光很好,她那件白色真丝衬衫在发光,褶皱像波浪一样起伏。
她眯着眼睛和我聊起刚刚杀青的新片《蒙特利尔,我的美人》。她饰演一个生活在蒙特利尔的中国移民,和丈夫有两个快成年的女儿,在54岁之际面临从小被压抑的事实:她是个同性恋。陈冲,或者任何一个华人女演员,都很难有机会接触一个这样的角色,这让她兴奋,同时也陷入自我怀疑。
(图/《蒙特利尔,我的美人》花絮)
“我已经许多年来没有主演这样重的一部戏了,我也有严重失眠,我就想:我是不是还能够胜任这样一个挑战啊?”
陈冲的语速很慢,讲述中会有停顿和反复的订正,仿佛是先在脑海里写成文章,试图捕获到最能准确描述感受的词汇。这个缓慢深入自我的过程,联合她的内心世界一同示人,即便她的感受是脆弱的、不“体面”的、和人们对她印象不符的。这在愈发封闭的公众舆论场并不常见。
陈冲擅长在演员的工作中调用这种自我打开的能力。《末代皇帝》里,陈冲饰演的婉容在和溥仪的婚姻里濒临崩溃边缘,她在长春伪满皇宫溥仪的“登基大典”上,大口将兰花塞到嘴里咀嚼,留下了一个影史的经典画面。而在本片拍摄期间,现实世界里,陈冲的第一段婚姻也正陷入混乱,她在深夜的酒店走道上狂奔。
(图/《末代皇帝》)
惊人坦诚的细节都被记录在陈冲的自传《猫鱼》里。一些演员可以在演戏时“说话”,在需要开口的时候木讷;但对于陈冲而言,使用语言和使用形体,似乎同样得心应手。2018年,《末代皇帝》导演贝托鲁奇去世,她在微博上发布了一段悼念文字。作家金宇澄看完后说她写得很好,应该写书。疫情期间,在上海的隔离酒店里,她开始为《上海文学》写每月一篇的专栏,这些文章后来结集,变成了《猫鱼》。
日头开始转移,烈度却没有减弱的意思,屏幕那一头,光斑从她的身体一点点爬到脸上。
“太阳刺得我够呛。”她说着,向后撤了一步,重新回到阴影里,露出了满足的笑容。我想起她在《猫鱼》里写,光线的变化引起的心理变化很有意思,在黑暗中,人们会说出各自不会在亮光下吐露的心事。
《猫鱼》,陈冲
理想国|上海三联书店,2024-6
采访前,我准备了一份问题很“大”的提纲,关于“陈冲和时代的距离”。当你面对一位在70年代获百花影后、80年代远赴美国、长达半个世纪始终站在创作前线的女性,你总是忍不住去探究时代在她身上留下的刻痕。我试图问了其中一些问题——中美之间电影工业的对比、亚裔女演员的困境、疫情三年如何影响了创作表达,问题本身都被轻轻滑过,她鲜少运用结构的、关照社会的视角,但能把人迅速地拽入那个时代里她所处的情境,进而抵达私人的经验和私人的感受。
说到美国的电影工业,她想起的是她的化妆师,50多岁,胖胖的,皱纹很多。有天化妆师带来了自己年轻时的照片,极其美丽。化妆师察觉到了陈冲的惊讶,说:“是啊,我曾经又年轻又漂亮。”顿了顿后,化妆师继续说,“现在我只剩漂亮了。”
说到这里,陈冲大笑起来:“这句话,我以后一定要用一用。”
在专栏里写到某一个年代的技术参数细节时,金宇澄常常鼓励她展开写写,但陈冲的回复通常是:已经不记得了,完全不记得了。金宇澄说,她对于“物”的描述兴趣有限,沉浸在只属于她的内心景象里。
(图/《爱出色》)
小女儿关心正义,会为家政工的权益上街游行,向联合国递交声援信。有好几次小女儿回到家,因力竭而失声。女儿仍然相信自己的声音可以改变世界,这是青春最美丽之处,但,陈冲说,她已经完全不相信了。
那么如今的陈冲关心什么?
夕阳还有最后的余晖。“晒得我热死了。”她忽然说,语气却不是在责怪。她此时起身,端起电脑,坐到了暗处的沙发前。我提及了她刚拿下的覃惠兰事迹的电影改编权。覃惠兰当了40年的内科医生,因为穿了件儿子的大衣,在社交媒体上走红,被邀请到巴黎时装周的秀场走秀。她像听到了一位老朋友的名字,左手撑在沙发上,扶住太阳穴,歪着头,快活地大笑。
“她的人生,我有兴趣发现它。更有趣的是,如果在另外一个时空,是不是很年轻,她就可以当一个模特,还是必须要到了70岁?就跟爱情的发生一样。”她的眼睛在阴影里发亮,像发现了真正心爱的玩具,“我的确对人的命运有极其强烈的兴趣。”
陈冲在覃惠兰的故事里看到了自己。1981年,她抛下声名煊赫的演艺生涯,远赴美国,从在中餐馆端盘子做起。人们以为她富有决心,但这或许是对她最大的误解。陈冲说:“我有时候拳打脚踢地在努力,浑身伤疤地在努力,但也可能如果没有花那么大精力,这个也是我的,都是我命运的一部分。”
于是陈冲这样回答我关于“和时代的距离”这个问题:
“我没有整天想这件事情。我就是在生活,跟着自己的命运走,每一天跟所有的人一样,三餐饭、晚上睡觉,会有很多好奇,会有许多想学的东西,会有一些自己不同意的事情,都会有,但是这个不是我整天在想的事情。”
陈冲认为自己一辈子都是局外人,但在家里,她不是那个局外人。五年前,当她接受《十三邀》的采访,被问到此刻最大的困惑,她的回答是“和孩子们的关系”。如今答案仍然相同。两个女儿已经成年,母女相处的时间越来越少,她总觉得自己不太了解她们,渴望更了解她们。
(图/《十三邀》)
《猫鱼》的结尾,是小女儿在家筹备一场和高中好友的新年派对。为了不让孩子们扫兴,陈冲答应女儿待在自己的屋里,假装不在家。她半躺在床上企图看书。楼下越来越热闹,她听到孩子们齐声喊着:“喝下去!喝下去!喝下去!”她担心他们喝醉,想下去看看,最终忍住了,在新年潮湿的夜风里,迷迷糊糊睡着了。
采访接近尾声,到了晚餐时间,陈冲的答复开始变得简短,中途看了两三次手表。我想起她说,在很多年的分离之后,大女儿最近回家了。太阳落下,现在,她要回到她的生活中去了。
我无法做一个享乐主义者
《新周刊》:我看最近你有连着几部戏都是在北美拍摄。
陈冲:对,三个,其中两部都是喜剧。其中一部Oh. What. Fun. 的导演做过很多喜剧。他在拍摄现场的监视器前看我表演时总是哈哈大笑,说:“我真的太高兴了,我没有想到你会这么funny”。
我也挺欣慰的,年轻的时候没有想到自己会去演喜剧。年轻的时候我是个特别严肃的人,我觉得悲剧是最高级的一种表达。到属于我人生的冬季了,我的确是发现了喜剧。
人年轻的时候看到的悲剧比较多,反而年纪大了,在生活中,哪怕不是那么好的情境下,仍然能够发现其中的喜剧,能够看到它的荒诞。
《新周刊》:这些年你一边在美国的工业体系中参演电影,比如新版《喜宴》《弟弟》《蒙特利尔,我的美人》;也会有另一段时间在国内拍摄或者执导电影,比如《忠犬八公》《世间有她》。两套电影工业体系对你而言是不是还是有很大不一样?
陈冲:拍电影有很多很相似的地方,当然跟我当年十几岁的时候拍戏相比,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今天在国内拍戏,跟我当年在国内拍戏也完全不是一回事了。但今天在国内拍戏或者在国外拍戏,相似的地方其实超过了不同的地方。
那种我书里写到的大篷车的感觉,或者说是马戏团的感觉,也是相似的。拍电影的人,好像是特殊的一族人。
(图/《弟弟》)
《新周刊》:这种大篷车的感觉,我记得你说,年轻的时候拍《小花》时会有,现在对你来说这种感觉还会强烈吗?
陈冲:就没有那么强烈了,因为自己有很安稳的一个家。那么多年了,你遇见一群人,开开心心在一起工作两个月,完了以后,有可能这一辈子永远都不再见到他们。
回想拍《末代皇帝》的时候,我们在一起半年时间,一些人都很熟悉了。电影结束以后,我再也没有见到过他们。年轻的时候,每拍完一部戏会很伤感。我看见组里的年轻人,有一些第一次拍戏,也有这样的感受,但是对于我来说,这个就是家常便饭,这就是我的现实。
拍《弟弟》时我小女儿在剧组帮忙,拍完后她去参加了wrap party(杀青宴),我都没有去。首先我不是一个party的人;其次,如果是你很年轻的时候,这样你还有一次再见到他们的机会,可我已经那么熟练,知道所有的相聚都意味着某一天的分手。
(图/《弟弟》)
《新周刊》:听起来跟感情也有点像,一段一段的感情,当时当下大家是很愉快的,但是分手之后,也不太有那么经常的联系了。
陈冲:现在的人就是很少联系。年轻的时候,还会我和你交换一个电话号码,交换一个地址,也许会通信。现在合作的人,可能连电话号码都不会交换。拍摄的时候,你们每天有很多话可说,你的友谊其实是基于一个共同的目标——拍这个电影。但是,如果在咖啡店碰到他,如果在酒吧碰到他,是不是一下子就可以成为朋友?
我们都已经是这个年纪的人了,很清楚不可能成为真正的好友。我不是一个很善于社交的人,我只有很少的朋友,但是这些朋友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我会在任何情况下都忠诚于他们,是真正需要的,真正的朋友。像这样的付出和得到,不可能同时给到100个人。
现在我们的朋友圈或者社交媒体的各种朋友,几百个几千个,“朋友”两个字的意义已经变了。真正交心的,真正有精神交融的,真正互相需要的、互相给予的,不可能太多。
(图/《弟弟》)
《新周刊》: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最近年轻人中比较流行的一个概念,叫作“situationship”。意思是,这是一种情境式的关系,当情境结束了,我们的关系也就结束了。现在很多年轻人更追求这样的一种关系形态。
陈冲:反正摄制组肯定是这样的。但是只要是有过真诚交融的,仍然是个礼物。
《新周刊》:你在最近的采访里面把自己形容为“影视罪犯”。还挺意外你会用这样的词来形容自己的。
陈冲:哦,我说了吗?我的意思其实是,在那一堆娱乐垃圾当中,我也贡献了自己的那几桶。
《新周刊》:你觉得对自己有损耗吗?
陈冲:我不觉得有太大的损耗,我只是觉得,大家那么辛苦地工作,然后创造了一堆垃圾,是一件蛮荒诞的事情(笑)。但是工作的时候还是工作,大家都觉得会拍出一个好的东西来,都是在努力。拍一部坏电影跟拍一部好电影,一样辛苦。
(图/《忠犬八公》)
《新周刊》:当年和你一样活跃的文艺工作者,很多都已经很久没露面了。我也很好奇,是什么驱动着你一直保持在创作一线?
陈冲:首先人各有志,有些人不在一线,也是他自己的选择。于我来说,我需要创造。
我有一段时间跟我哥哥在一起做家具,也是非常非常幸福。一个没有的东西,你会把它变成有。写书也是这样,一本不存在的书,现在存在了,你把它创造出来了。一个角色也是如此。有时候想好好做一个菜,把所有的佐料都买来了,尝试一个新的做法,然后端出来了,你也是创造了某一种东西。我很难想象我的生命不再创造。
别人的好评或恶评也好,得奖或没有得奖,都没有太大的意义。得奖的话,肯定就当接收到了一件礼物;得到了某一种恶评的时候,也许会反省一下,或者觉得受到了某种误会,别人没有理解。但都不是那么重要的。真正让我觉得充实,让我觉得愉快的,给我一点满足感的,就是创造的过程。所以我希望持续这个过程。
我也是活到那么老,才坚定地认识了这一关键的、我的本性当中的一个东西。它使我快乐,所以我就一直在做。它给予我意义感。
一个人的时候,最像我自己
《新周刊》:你说过,相比在摄制组,写作给你带来的自由感是更强的。
陈冲:写作的时候是独处的时候,沉浸在记忆和想象当中,想怎么写就怎么写。这样的表达,在生活当中,在人与人之间,我并无法做到。我平常生活中不太会说话,所以当我能够一个人安静下来的时候,也没有任何表演感的时候,去回味、去想象、去期待,这是很美好的。
《新周刊》:你之前在《十三邀》里讲过,日常生活中跟人交往,每个人都会有表演感。在写作中,你是更赤裸地在面对自己内心的感受吗?
陈冲:就是很赤裸的,真的花时间跟自己在一起,也可以质问自己,企图了解自己。一个人的时候,肯定是最像我自己的时候。
(图/《十三邀》)
《新周刊》:那你在写东西的过程当中,会考虑到你的读者是谁,或者在对谁讲话吗?
陈冲:我当时只是写给金宇澄一个人的,他永远是我的第一个读者。如果他更想知道某一件事情,我就再多想一想,我再看怎么发挥一下。有个倾诉对象,这个倾诉对象就是金宇澄。如果没有他,也不会有这本书。
《新周刊》:有好几位朋友,因为特别喜欢你的文字,订阅了《上海文学》,为了第一时间能看到完整的文章。
陈冲:因为《上海文学》每个月有交稿的日子,有的时候会赶一些,我会觉得好像还不应该出炉的东西就出炉了。到后来出书之前,我就有机会又重新再过一遍,有机会再减少一些遗憾。
也像你说的,有一些读者因此去订阅《上海文学》。我记得去《上海文学》办公室签杂志,签了好几百本。编辑跟我说,以前还真的没有人来这样做的,这些都给了我一些自信。我自己很想叙述的事情,或者对我来说情感上很重要的东西——以前我会犹豫,我会怀疑——别人也会想知道吗?这些对我重要的事,对别人会重要吗?
(图/《上海文学》)
《新周刊》:你能举一个例子吗?
陈冲:有不少。比如我搜集到的祖辈的资料,比我现在写出来的还要多。在《上海文学》连载的时候,因为我写了许多祖辈的事情,用的是原资料括弧里的东西。《上海文学》的编辑,还有老金都跟我说,写他们还是要写跟我的关联,有一些就放弃掉了。但也是从这些旧报纸的文字当中,我找到了他们的精神,那个结晶还在那里。
如果我一个人闭门造车,可能会走错一点路,通过连载我会和别人有一些商量,也是个学习的过程。我的确觉得自己是在学习。
《新周刊》:很多人会评价《猫鱼》的写作是很古典的。你在写作的时候,会有意识拉开跟当下的距离吗?
陈冲:没有,我完全没有考虑到怎么样拉开距离、怎么样拉近距离,我都没有想过。我只想到说,就好像是在给金宇澄写信。
《新周刊》:这种嵌套很有意思,因为书里也收录了大量你当年和友人的通信,整本书你又是作为信的方式去书写、去讲述。
陈冲:那个时候我写了很多信,只有一个人40多年后还把信保留在那里,这本身也让我很惊讶,让我一瞥原始的自己。他第一次说起的时候,我都忘记了我曾经给他写那么多的信。就像在一间黑洞洞的房间里照亮了一点,点燃一支记忆的蜡烛。从这些信当中,找回了这个十几岁的女孩子。
生命是一个偶然的事故
《新周刊》:你第一次看到40多年前自己写的信,会觉得像看一个陌生人吗?
陈冲:我能找到一些基因里带来的统一的东西,但是基本上在写少年时代的时候,我的确感觉好像该用第三人称,这个人已经离我很遥远了。
《新周刊》:你刚开篇用“妹妹”来叙述自己,也是出于这个原因吗?
陈冲:因为有了这样一个审美距离的话,我也有一种安全感。我仍然是那个女孩,但是我又完全不是她了。
《新周刊》:我记得你上《十三邀》的时候说过,如果回到当时,要对自己说一句话,你会说,不要紧,都会过去的。现在还是同样的想法吗?
陈冲:年轻人经历的毕竟没有老年人那么多,有时候我女儿遇到了某些人和事,会觉得是一个天大的事情。有许多年轻人,如果高考失败了,就觉得好像生命失败了。但是你活过来以后回头看,都不是天大的事情。
《新周刊》:所以你说这句话,也是在对自己女儿说。
陈冲:我会这样安慰她,但是我觉得一个人必须走自己的路,所有的弯路都是不可避免的,这一切你都必须经历过来,不可能用一个老人的经验给予年轻人忠告。有时候你回头会想,青春是被挥霍掉了。但是如果不是挥霍掉的,就不是青春。当我看见身边的年轻人,或者看到自己的孩子在这样的困境中,我也知道这是他必须自己过的一个坎儿。
我在书中也写到过,一个人的理想死亡以后,爱情死亡以后,他都会有一个巨大的成长。并不是说死而复活以后的自己就没有理想了,也还是有理想,但是是不同的规模了。
(图/《弟弟》)
《新周刊》:你说到的“理想的死亡”“爱情的死亡”,有某一个具体的事件吗?
陈冲:爱情肯定就是初恋的失败,因为你原来认为真爱一生只有一次,很幼稚嘛。理想的话,我们是共产主义理想教育出来的,从小是信仰过的。
《新周刊》:这两个过程都发生在你非常年轻的时候,之后你还感受到观念的反复吗?
陈冲:活了那么久了,肯定是有某一种反复。有对自己的肯定,对自己的否定,再对自己的肯定,再对自己的否定,肯定已经无数次了。越到老了,我就越相信去追求、想象某一种比政治更久远的东西,相对永恒的东西,宇宙、星球、人、爱、生命本身。然后你就会发现,许许多多东西其实都是噪音,没有太大的意义。
《新周刊》:对你来说,成熟的过程,也是去分辨哪些是噪音、哪些是内心真正的声音。
陈冲:是的,因为生命是这样一个一个偶然的事故、偶然的奇迹,也就是暂时从星尘借来的原子。是我现在这样一个人,会度过这样的一生,经历了、看到了那么多那么美丽的东西、丑恶的东西,学会了怎么样去珍视生活本身。
怎么平衡家庭和事业?
不可能的
《新周刊》:前几年你会在采访里面提到,当时你最大的困惑是跟孩子们的关系,现在还有这样的困惑吗?
陈冲:还有。当然孩子们成熟了,不像以前那样了,但是因为小女儿在纽约,大女儿也才回来,很多年都没有生活在一起。所以总觉得,我好像不是太了解她们,总是渴望更了解她们,通过各种各样的迹象去揣测她们的内心,因为她们并不一定会把内心跟我诉说。
《新周刊》:你提到过,这一次参演《弟弟》,小女儿也在剧组帮忙,她反而通过这一段经历,更多了解了你作为演员的工作。
陈冲:因为她自己也对表演很有兴趣,所以很多事情会跟我交流。最近她们学校纽约大学有一个戏剧节,她会演一个很好的角色,会跟我谈论这些。比小时候可以说的话更多一些,但是真正想知道她内心深处,也不是那么容易。
(图/《弟弟》)
《新周刊》:你也饰演过很多次母亲的角色,会把生活中身为母亲的情感经验注入其中吗?
陈冲:肯定是的,不然的话我根据什么东西呢?肯定是根据我心目当中的母亲去衡量,哪怕是跟我完全不一样的母亲。也是在情感上会基于我对孩子们的感觉、他们对我的感觉。
一切表演,哪怕是最离谱的角色,其实都会在生活当中去寻找到它。演员,或者任何艺术的表达者的幸运也在于此。一个人身上有天使也有魔鬼,我们可以全部当财富来保留。我不能想象一个搞艺术的人,演员也好,作家也好,(身上)是没有魔鬼的。
搞创作的人的幸运就是,所有走过的弯路、受过的苦、经受的不可安慰的疼痛,都是财富。自身许许多多不见天日的东西,也是财富。我不一定要从理智和意识当中,去肯定或者否定它,我只需要留意它是存在的。当我想到它的时候,当我用到它的时候,我都是在安抚它。只有安抚了它,我在生活当中才可能成为一个稍微可爱点的人。
《新周刊》:你人生当中最长的一段停顿是什么时候?
陈冲:在养育孩子的这一个阶段。这一阶段也让我认识到,我还是需要工作。因为我工作的特殊性,不是每天早上去上班、每天晚上回家,我去出外景会给孩子们带来了某一种伤害。但是我也知道,如果我完全不工作的话,也不会是一个很好的妻子和母亲,因为我会是一个没有充实感的人、很不快乐的人。
所以这是一个很矛盾的选择,你必须要维持自己,与此同时,你要尽一切努力去爱你所爱的人。当人们问,你是怎么平衡家庭和事业的?没有这样一件事情,不可能平衡的,哪里有平衡?一天只有24个小时,你做了它就不能做另外的,都是有牺牲的。出外工作,你的家庭为你做出了牺牲,你也牺牲了某一种天伦之乐。但这是你的选择,你不工作的话,也牺牲了自己的这一份愉悦,这一份充实。
所以生命充满了这样的矛盾,和矛盾当中的选择。
我就是在生活,
跟着自己的命运走
《新周刊》:你提到自己很多年都在饰演配角,这和要兼顾家庭有关。你会觉得和别的结构性原因也有关吗?比如亚裔在美国的处境,中年女演员的机会不多,等等。
陈冲:跟你以上所说的都有一些关系。我对命运没有什么太多的抗拒和抗争,是能够随遇而安的,是能够被命运带领着走的,从中去发现它究竟是什么。
我没有特别精心的计划,或者想,演这部戏对我有好处、有坏处,我非常少想。有时候时间合适了,有时候工资合适了,就说,好啊,那就再做一部。在拍某一些质量不够好的东西的时候,你会烦躁,你必须提醒自己说,这是一个工作。
演到有挑战性的好角色,你会觉得,这个是工作吗?这个怎么叫工作呢?这是这么开心的一件事儿。
(图/《陈冲·上海:梅雨季节的城市穿行》)
《新周刊》:我还挺意外的,大家看你的经历,会觉得你是特别富有主动性的,会倾向于觉得,你是会引导自己的命运的。
陈冲:这是我现在才认识到的。我有时候拳打脚踢地在努力,浑身伤疤地在努力,但也可能如果没有花那么大精力,这个也是我的,都是我命运的一部分。
包括努力。并不是说我随遇而安了,就完全失去主动性了。我不可能不去努力,但是在没有成果的时候,我不会觉得太沮丧,会认识到这是命运轨迹中不可避免的一段。所有的事情都是没有经过精心策划的,都是比较感性的。努力也是很感性的。
《新周刊》:你知不知道最近国内有一部热映的电影,叫《出走的决心》?
陈冲:我不知道。你要给我解释一下,这个“出走”是个什么概念?
《新周刊》:是讲一个中年女性离开家庭、去找寻自己的故事。现在很多年轻人也会觉得,自己被什么东西困住了。尤其是女性,想要冲破桎梏。我也注意到,很多人会提到你在80年代前往美国的经历,不知道你觉得当年你的“出走”,和现在年轻人说的,是不是共享一套叙事?
陈冲:我是相对感性的一个人,很多决定也都是跟着感情走的。回头看,我是需要自由的一个人,就像你刚才说的,要挣脱桎梏,我不愿意被套在里面。
我也不是上班族,我就在想,如果我每天朝九晚五,恐怕天性会受到很大的抑制,也可能会跟那些出走的女孩子一样,出走去找到自己的自由。所有的这一切,都是在挣脱某一种圈套。
(图/《出走的决心》)
《新周刊》:我看你拿下了覃惠兰阿姨的事迹改编权,这个故事是怎么打动到你了?
陈冲:覃惠兰虽然年岁比我大一些,但是我们是同代人,经历过非常相似的历史。那是很统一的一个年代,现在才比较多元化。
她的人生,我有兴趣发现它。更有趣的是,如果在另外一个时空,是不是很年轻,她就可以当一个模特,还是必须要到了70岁?就跟爱情的发生一样。它必须在一个对的时间和一个对的地方,这两个人遇见了,早两年也不行,晚两年也不行,换个地方也不行。
《新周刊》:你自己也是从一个很巨大的时代穿梭到了下一个,你会主动和现在的时代保持距离吗?
陈冲:我没有整天想这件事情。我就是在生活,跟着自己的命运走,每一天跟所有的人一样,三餐饭、晚上睡觉,会有很多好奇,会有许多想学的东西,会有一些自己不同意的事情,都会有,但是这个不是我整天在想的事情。
《新周刊》:你会在意自己身上“不够进步”的部分吗?
陈冲:那些部分如果我知道的话,我可能就会去学习了。也有些我自己不知道,我有自己封闭的地方。但是有的时候,我也需要这样的封闭。我不是整天在刷抖音的人。我们生命不够长,在这样有限的一个阶段当中,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潮流之中,我只能去关注自己认为最有意思的东西。让我有兴趣的事情,就是我想做的事情。
我对时事都不是特别关心。生活在社会里,你当然得关心一下,但是兴趣不大。我关注的是更永恒一些的,更抽象一些的东西。
(图/《陈冲·上海:梅雨季节的城市穿行》)
《新周刊》:在《猫鱼》这本书中,你一直提到自己作为局外人、隐形人的身份,在初到美国时尤为强烈。这种感觉,现在在你生活中还存在吗?
陈冲:我甚至觉得,我这一辈子其实都是一个局外人,这似乎也是我想要的。小的时候没感觉,因为在拥挤的条件下成长,大家混在一起。后来才发现,原来我不是一个能跟大家混在一起的人,总是需要找到一个局外人的位置才合适。
演戏的时候,我要从上影去上外读书。当学生的时候,又返回去拍戏。拍着拍着又决定去美国留学。然后忍不住还是要去拍戏,现在来写书。局外人的视角,可能是天性。
有时候我会羡慕别人,在一起闲聊、融入。在任何地方,我都像在看橱窗里的一个东西,不是真的跟橱窗里的人在一起。我有时甚至会灵魂出窍那样,浮在天上看自己。
《新周刊》:你在《猫鱼》里说,只有平江路的老房子才能称之为家。后来你在世界各地建造的家,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在家里你还觉得自己是局外人吗?
陈冲:我在家里不是局外人。家在哪里不重要,就是有家人、有亲人。平江路的老房子是个梦,是一片失去的天堂。
作者 吴呈杰
编辑 钟毅
校对 无降雨
运营 鹿子芮
排版 琳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