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事情还是不能回避。

近日，一条热搜找上了张译——

原因是去年张译主演的《他是谁》，其中一个案件与“南大碎尸案”接近，家属认为一些情节不尊重受害人名誉。

要求公开道歉，并撤下相关内容。

而喊话主演张译，是希望更多人关注此事。

这么看，其实并不是张译的事。

真正的矛盾在于——

影视改编和真实案件， 能否保持微妙的平衡。

今天从这个热搜说开来。

01

“南大碎尸案，”是在90年代的刑侦案件里属于破案难点极高、作案手法凶残的案子之一了。

一条鲜活的生命，在消失10天后，被人发现已经成了2000片的碎肉，并且尸体也被加热至熟。

因为离奇又悬而未决，在网络上不断被重提。

各种解说视频，网络分析贴，都在疯传。

其实，这个案件不是第一次被改编了。

在1998年，王大进将此案写入中篇小说《纪念物》，并在《收获》上发表；

周浩晖的《死亡通知单2·宿命》也以此案件为原型；

2016年，实验性网络广播剧《寻找刁爱青》，开创“追案剧”......

然后就到去年的《他是谁》。

还原案情。

包括，在网上所流传的遇害人常听摇滚乐等爆料，也都被放在了电视剧里。

而让家属最不满的一个细节是。

剧中“余艾芹”一角，私生活上受到指摘。

这场纠纷目前还无法下定论。

而于此同时。

真实案件，尤其是大案要案，都成为影视改编的热点。

电影《93国际列车大劫案》《第八个嫌疑人》《除暴》。

最近的《我是刑警》，就同时涉及“1·28”持枪抢劫案、鹤岗团伙粮库盗窃案、黑龙江母子被杀案、周克华案和凯里爆炸案等等。

而这些真实案件的影视化，很大程度上也正是观众所期待的。

真实与虚构。

原型与作品。

类似的冲突也许还会越来越多。

我们能否找到一条合理的边界呢？

02

《他是谁》因对受害者的私生活改编而在剧作层面陷入争议，不是孤例。

2014年，陈可辛的作品《亲爱的》上映。

这个讲述人贩子的妻子将被拐儿童养大，出狱后“进城寻子”的故事，在当年引无数观众泪下，同样改编自真人真事。

女主角“李红琴”，原型名叫高永侠。

当年陈可辛为了拍摄高永侠的故事，特地找到现实里被拐儿童的生父帮忙联系，并获得高永侠的许可进她家拍摄了一些东西。

这也是《亲爱的》映后花絮的由来。

但在电影上映后，高永侠却宣称要告制作方侵权。

因为她并没有被告知电影里的角色增加了“给记者下跪”、“与别人睡觉”这样的虚构情节，让她在现实生活中遭别人指指点点。

导演陈可辛也承认，自己在创作过程中并没有和高永侠接触太多。

对于高永侠的侵权指控，他表示：“如果对某个人生活造成影响，我代表剧组和自己向她道歉。”

无独有偶。

一部迟迟未上映的电影《操场》，改编自2019年的“操场埋尸案”，因为在家属授权方面出了问题，争议一度爆上热搜。

受害者的妻子在获悉电影即将开拍后。

表示自己和其他亲属虽然对事件改编成影视作品并无异议，但并未收到制片方的授权申请，哪怕委托了律师帮忙维权，但对方依然毫无动静。

未获授权而拍摄。

不少网友对这样的做法并不能容忍，电影又饱受选角争议，上映遥遥无期。

真实事件改编，是否一定要经过当事人或家属授权呢？

其实，目前的法律并没有硬性规定。

只是规定——

对于描写真人真事的文学作品，若文中针对特定人进行侮辱、诽谤或者披露隐私损害其名誉的，应认定为侵害他人名誉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第九条）

在传统观念里“死者为大”，一旦发生纠纷，大众的情绪更容易站到受害人和家属一遍。

但就算不涉及悲惨的命案。

哪怕是正面赞扬的影视作品，也可能面临被起诉的风险。

比如《我不是药神》。

电影上映后，原型陆勇在社交媒体发布了声明，表示自己从未授权给片方。

豆瓣9.0的《后翼弃兵》。

因为一句台词——

女主哈蒙在对战苏联对棋手时，解说员说到：“苏联有诺娜·加普里达什维利，但她是女子比赛冠军，从来没有和男性较量过。”

诺娜·加普里达什维利于是向Netflix提起诉讼，指控该剧“性别歧视和历史不准确”。

因为其在当年已经至少与59名男棋手比赛过。

法律并未强制要求影视改编获得原型的授权。

这更像是片方自己的考量。

如果不获取授权。

就得承担相应的风险，比如诉讼赔偿，或者舆论对口碑的影响。

除了被动等待风险之外。

是不是还可以主动承担点什么呢。

03

根据“真人真事”改编的电影，已经成为是电影宣发时必打的卖点。

而观众对于这类型的电影，也是趋之若鹜，毕竟这类的故事自带流量，像是去年突然定档又撤档的《远航》，就是根据“山东鲁荣渔2682号惨案”改编。

33人出海，其余22人全在船上被杀，最后只有11人活着回来。

这案件本就是“全员恶人”，程度堪比恐怖小说、电影，此后，也有不少改编这个案件的电影，比如《祭海》《死亡船》《深海迷航》《死亡船》......

而导演翁子光当年也准备着手拍这个故事，并取名为《海祭》。

但，在如今何时能开拍，都还是遥遥无期。

真实的故事不好拍。

我们是知道的。

正因为导演要还原故事的真实性，在尊重这个故事的社会意义还要注重其人文关怀。

才让“真人改编”的故事总容易被“真实”掣肘。

就算是有诸多限制。

但，还是有些不错的罪案改编的电影。

这里不得不提到2015年的港片，《踏血寻梅》。

电影原型，是08年著名的“雏妓碎尸案”。

来港的14岁少女王佳梅，被嫖客丁启泰杀害，碎尸。

一开始，导演翁子光并没有在电影里避讳血浆和裸露，尺度是完完全全的“三级片”。

但他为什么没有落入“消费死者”、“美化奇情”之嫌？

那就不得不提一嘴翁子光在采访中曾提到的——

对于“奇案”的处理方式，影视改编最要不得的不是大尺度，不是逼近审查红线。

而是如何不草率地对待受害者，不是单纯向观众们展示一场命案的发生，用受害者和家属的血泪为票房赚吆喝。

他说：

“奇案是个伪命题，把受害者故事拍出来，某种程度上能让其他经历悲剧的人释怀，疗伤，理解到再沉痛，再艰难都要活下去，才是重点。”

“家破人亡的当事人如何自处，那些复杂思绪才是要细诉的。”

关键的不是不去触碰伤口，而是触碰的姿态。

因为伤口再旧，也有仍在为它流泪的人。

借影视的力量传递人文关怀，甚至用受害者的故事引发社会思考。

这些看起来“麻烦”的后续，却是今天我们所争议的，“奇案”改编的根本。

就像电影里，哪怕血浆多，性爱多。

但面对王嘉梅（原型名字：王佳梅）这一主角被杀之前的生活描写更多。

通过翁子光的镜头，我们看到是一个来港的大陆少女，因为身份和地域的诸多不融合，经历了一系列与这座城市的舒展所背道而驰的个体的挛缩。

原生家庭的阵痛。

佳梅闹情绪后，妈妈反手就是一巴掌。

“谁叫你穷”，成了佳梅来到香港的“原罪”。

物质条件的渴求。

精神的空虚，对爱情的向往。

电影里用一个“买耳环”的细节，讲述了王嘉梅内心最深的诉求。

她用卖淫的钱去商店买下一对昂贵的耳环。

用一种小女生的心态，试图证明自己已经漂亮、成熟地完成了社会化，融入了这个光鲜的城市。

直到被杀前，她终于脱下这对耳环。

也脱下自欺欺人的希望。

影片的最后，导演翁子光也通过男主的口，表达了对王佳梅家人的共情，与对逝者的哀悼。

你可以看得出来，在翁子光刻画王佳梅这个角色时，并没有脱离她所映射出来的社会背景。

在这个巨大的城市之下，像王佳梅这样年轻的生命，被如此轻易地吞噬殆尽，是她在这个城市中感知的巨大迷茫，她迅速抓住了这个城市最表层的浮华，却无力承担其背后的污秽。

她的死，也在某种程度反映了社会对于“外来人”的漠视，以冷漠，以格格不入的姿态，将王佳梅排除在外。

神剧《黑镜》的编剧查理·布鲁克曾说过这样一句话。

他越来越不满基于真实的犯罪拍得越来越多，越来越频繁。

当一部被打上“真人真事”改编的剧很受欢迎时，往往它反映的不是真实，只是用黑暗面的标签吸引了一帮空洞的观众而已。

而最让Sir记忆深刻的，是《踏雪寻梅》的女演员春夏在获得金像奖后。

获奖感言除了感谢团队、感谢父母，最后也提及了电影涉及的真实事件，以及那个真正的受害者。

谢谢远方的王佳梅小姐

我们该用什么样的姿态对面对真人真事？

是因为伤痛，就必须尘封。

还是在揭开伤痛，同时用关怀和治愈，尝试阻止伤口在社会中滋生蔓延？

说到这里。

我们应该去思考的是。

在今天资讯越来越密集，传播迅速，真假信息也鱼龙混杂的当下，一桩血案怎样才能免于被廉价地消费。

透过它，追问那个无法告破案件的时代，与笼罩在彼时阴影下的社会群像。

这是旧案重提最基础的意义，也是文艺创作理应拥有的追求。

最后。

希望南大碎尸案早日告破。

逝者也好，家属也好，都能得到迟来的正义。

在这一天到来前，整个中国社会都不会忘记。

本文图片来自网络

编辑助理：小田不让切、穿Prada的南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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